马上评｜“留有余地”的判决，抚平不了蒙冤近29年的伤痛

1990年5月5日晚，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女工史某在宿舍遇害，同楼层412室的王华州被警方认定有重大嫌疑，后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1994年6月21日，西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华州提起公诉。西安中院审理后认为，王华州杀人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唯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处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华州上诉，遭陕西高院裁定驳回，维持了原判。2018年6月12日，陕西高院对王华州杀人案作出再审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今年3月22日，西安中院宣判被告人王华州无罪。 

从案件进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当年“唯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处王华州死缓，保住了其性命，但即便“留有余地”，折射出的仍是判决过程“有罪推定”以及判决程序的非正义。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王华州沦为了“有罪推定”逻辑下的替罪羊。 

法治意味着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应超越一切合理怀疑，确认司法的公平公正。在这种意义上说，程序正义理应先于实体正义，罪刑应由法定而不是人定。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不应对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而应无罪释放，这是常识。“留有余地”虽然避免了酿成枉杀无辜且无法挽回的大错，但也使得正义本身迟来了29年，试问人生又有多少个29年呢？ 

一审判决中，认定王华州故意杀人的证据，是在其在侦查阶段的三次有罪供述，而律师指出了多处疑点，如门拉手上提取的指纹与王华州不符；王华州衣、裤、鞋上均为检查出人血，但却被西安中院选择性地忽视了。何况，王华州的三次有罪供述，还不能排除遭受指供、诱供的可能。 

在该案件中，西安中院过于重视口供，偏听偏信警方的一面之词，没有对证据的重要性进行合理的权衡与考量。但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人自证无罪显然是荒唐的。这是即便在程序非正义的情况下，仍有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有司法公正、独立审判的法庭为其保驾护航。只有将一切人治因素拒之门外，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程序正义，让冤假错案的悲剧发生率降到最低。 

如今，王华州的冤案得已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却是以29年的牢狱之灾为代价的。29年过去了，当年负责侦查的警员和负责断案的法官又身处何方？如果没有完善的监察纠错和问责制度，同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如果没有务实性地问责与之同步，任何的“圆满处理”或都难以被轻易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