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义评《穿行社会》| 如果社会是一个又一个的用户界面

第一种方式像是从飞机上看，地面一切都是平的。第二种方式走下飞机，穿梭世间，城市显得立体多元。这就是《穿行社会》一书的做法。作者乘出租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梭都市，每段旅程引出一个故事、一个议题、一个视角。出租车周游各处，带我们遇见不同，遇见现代性，遇见情境。这是一本关于现代生活情境的书，前六章展现了不同情境如何造就不同世界。

一开始，作者去参加针对患者自杀案的医学伦理会，刚好，出租车司机的妻子患病多年，医治无方，司机怨声载道：“这些医生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实际情况。想问妻子吃什么药，得去找这个人，再问接下来怎么办、在家又如何，得去找那个人。这些人各管一摊儿。”

“这些人各管一摊儿”，也是作者在伦理会上的经验写照：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护士长、牧师、律师各执一说。所有人都没错，也都不怎么正确，最终都无济于事。精神科医生一语道破真谛：当今社会，观点涌现，白衣天使独自决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人都在管中窥豹。作者宣称，应当把视角当成一种战斗方式，因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从生态到全球不平等，从人口到金融危机，从食物供应到未来能源供应，都不会靠争辩哪个视角更合适、或将哪个当成唯一正确的视角而得到解决……解决问题不能依赖中心明确、一劳永逸、面面俱到且高度整合的设想，而要正确认识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因为城市容纳多样性和矛盾性，在其中，人和人之间保持陌生，心照不宣地遵守社会规则，各自成为社会角色。除亲戚朋友外，我们认识角色，不认识具体的人，既不为人所扰，也不成为关注对象，从而在社会中隐身。陌生感成为了一种资源：房子烧了，不向邻居求助，而向消防队、保险公司求救。

我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隐身，因为现代社会巨大、隐秘、复杂，由一个个用户界面构成。社会提供我们期望的一切，也只给我们呈现用户界面，背后的电路和开关、过程和结构都保持隐形。我们只与界面互动。

用户界面数不胜数，现代社会越来越专业。专业精神不再只是自己领域内的鉴赏力，更需接纳和融合其他技能和视野。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是决策者，他们规避已知信息，以未来为导向，从而避免重复过去。人活在未来、动机和期待中。

作为社会学家，作者也与社会学这个界面互动。社会不是一个统一体。他激烈反对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后者认为，社会有超然的整体性，即社会性。它统筹一切，超越组成社会的个体。作者宣称：“现代社会没有社会性，也缺乏共性。社会是不同态度和观点在具体情境下的聚合体。”

读到这里，如果你认同作者，就会觉得我在给作者强加逻辑；按作者的观点，上述这些观念和事实彼此无关。对此，作者有先见之明，及时在书中批判了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知识分子习惯于围绕整体来建构核心叙事体系，充分发掘理由，深度剖析历史必然性或世界命运共同体。”

为反抗这种官僚主义，也避免他人以此“驯化”本书，作者采取了非整体的写作形式。全书十章，分别讨论视角、陌生感、决策、精英、隐身、描述等议题。各章彼此独立，各是某个视角下的世界，又相互纠缠，却无从让人得知纠缠的机制。本书的形式就像生活本身：我们活在动机和期待中，只跟用户界面互动，不知界面另一端有谁、在做什么，虽然，大家都活在同一个社会中。

内容即形式。作者以身作则，向我们展示：“知识分子的描述应具批判性，认识到自己的描述只是诸多角度之一。”

“我一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自十七世纪以来，无数学人带着超越一切的上帝视角，分类、排序世界，理出因果逻辑链条，确认事物背后的深层机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追求断了。世界不仅由规则控制，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机制之外、却影响一切。此后，知识追求陷入感性的迷醉，后现代和诠释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蓬勃发展、如火如荼。

后现代拒绝世界的整体性。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现象、一句又一句话语、一点又一点感觉……是人类认知把碎片化入逻辑。但逻辑属于人，不属于世界。比如，我在这里讨论后现代，你在想中午去哪吃饭，旁边有人玩微信；不远处，运动场上正发生一场小爆炸，食堂大妈把菜炒糊了，校外正在堵车，暴风雨也快来了；更远处，北京房价飙升到每平米二十万，加州某科技公司资产被瞬间蒸发；更遥远处，太平洋底小火山喷发，非洲某爬行类的最后一只离开了世界，而亚马逊一种鸟正在大量繁殖……

后现代认为，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世界真实，却彼此无关。放眼全局，任意一刻，事件彼此独立。科学聚焦一点，辨识并建立关联，将事件纳入时间序列、建立因果关联，或纳入空间序列、确立同时性关联。关联被表述为逻辑链条，世界因此被呈现为表征（representation）。后现代拒绝表征，放弃一个视角下引出的逻辑链条，因为链条周边还有无数事件纠缠。

经验全面铺开，由无数点构成，混沌一片。后现代呼吁以混沌的方式理解混沌，想一锅端起世界。但谁能端起世界？上帝。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真心诚意地假扮上帝。可惜，人不是上帝，只能带着自己的经验理解自己和他人。我们是自己世界的主体，也是别人世界的客体。充其量，我们是自己视角下的世界的上帝。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诠释学因此席卷人文社科。人们坚信，不存在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客观真实的世界等人去发现。每个人都给自己画了一条界，界外是真实发生的事和存在的物，界内是主体的想象、思考、目的和期待。结合界内界外，主体对事物有了自己的诠释。诠释造就了主体的世界。换一个主体，界变了，想象、事实也随之变化。

因此，作者在第九章宣称，现代人总在说、总在写，观点交织，而“对世界的描述越多，它就变得越模糊——也就越需要描述”。描述是诠释。我们眼中的世界是描述视角下的世界，没有中心，也不存在中心角色，每个人都深陷在自己的内部世界。按人类学的说法，内部世界不仅是逻辑的思考方式、结构化的社会组织模式，更是情感和生命的体验和认同，是我置身其中的沉重与无奈、焦虑与痛苦、趣味与快乐。

伍迪·艾伦说，“我一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同时期，结构主义是理性追求的最后一次辉煌。列维-斯特劳斯和他同时代学者，如福柯、拉康、阿尔都塞，都积极奋发，却挥之不去一种淡淡的哀愁。追求规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是最后一批人。

“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便重新从零开始追寻理性”

但作者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拥护诠释学，他走过了它们。第六章是本书思想的转折点。

作者去参加银行有关多样世界与宽容的会议，路上，出租车司机说：“谈论宽容也好，就让它像蝗虫一样在世界各地传播吧……我就是多样性的实例，而我只能依照配额生活。”司机例证了为什么社会很难改变——大多数人想象社会变化的方式是消解积怨，提出概念，并以道德热情来呈现概念。而实际上，社会的改变得落实到组织上。

为什么？因为世界具有非组织性。社会世界是各种未经调和、不甘等待的行为的连接，其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组织机构找出社会中可计划和控制的因果关系，制定流程，并让流程透明化。改变流程，允许新事物出现，就调整了组织，从而改变了社会。新事物不能被组织，但需要社会组织给予它们出现的机会。有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是必须的，但允许非组织的事物有出现的契机也很重要，二者协同改变世界。

比如，如何提高大学的科研竞争力？提升教授的荣誉感，让他们更努力，这太天真了，因为创造力无法被组织。我们只能组织可以组织的东西，比如归拢研究重点，让个体研究淹没于群体，发明评分和排名系统，浮动工资营造激励机制，让学生参与并给予报酬……但这些都无关创造力，只与组织有关。创造力出现在这过程中某处，出乎意料，却也自然而然。

在此，作者无意中回到了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理论（我想他会拒绝我这么说）。集体表象是人的创造和想象，被实体化为社会制度和符号，从而成为社会。最终，我们会忘记社会本质上是想象的结果，因此，社会就主宰、控制了我们。社会改变的根基在于集体表象，但集体表象无法被直接改变。于是，我们调整社会制度，让集体表象随之变化，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以及如何变化。

作者说的社会组织和世界的非组织性的互动，涂尔干说的集体表象和社会结构-观念的互动，是不断生衍的过程。因此，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今天的方案会成为明天的问题。作者宣称，现代社会取得了各方面成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至此，作者呈现了他整合后现代和现代而形成的世界观。世界不仅是多视角的，更是多世界的碰撞交织。就像泡沫，一个小世界是一个泡沫，各有不同大小、形状、和色彩。整个世界就是泡泡们的碰撞、交流、破灭、合并，从中产生新世界，湮灭旧世界。理解这个过程，就是今天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由此，作者带我们进入非线性科学的时代，虽然他并没有着力讨论这一点。把世界简化为A决定B、B决定C……的逻辑链条是牛顿时代的思考方式。在世界之网中看到链条，只是因为抓住了一个点、从特定视角切入而放弃了其他所有。非线性科学探讨世界之网的编织过程，既认可结构机制，也接纳不可预测的偶然契机。世界在结构和情境之间流转。

十七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说，“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便重新从零开始追寻理性”。谜是生命，是世界表象，绚烂多彩，也如过眼云烟，最终归于沉寂。规则是理性，是沉寂的归宿。世界是一个又一个的谜，谜底在规则，而规则的展演和变化充满因缘际会。悟从迷中来，不垢不净，不迷不悟。

这就像诗歌的韵律。为韵律而韵律，最终与诗无缘，而诗意却在满足韵律的过程中出现。社会学也一样，接受涂尔干，才能走过涂尔干，进入非线性科学的世界。

这一点也很配作者。德国学者往往以思想深刻晦涩著称，能在深刻中透出趣味和生活气息，按王国维评古诗词的说法，作者也算是入品，有了境界。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精英们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在第七章中，作者认为，精英得具备出色的专业才能，又须走出专业、跨越不同逻辑思维、协同多元视角。精英从纯粹演绎性工作项目中解放出来、灵活适应新情境和观点。他们不只是“上面的人”，还可存在于任何位置。

而培养精英的大学，更应调整目标和思路。作者呼吁人们培养强烈的专业认同和技能，又接纳这种认同的不确定性，学会观察和应对多角度、多重编码的世界中的实际生活。

作为人类学家，我总有学科自豪感。看到作者描述的精英，我不由感慨：这不就是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要求的人。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迪贝说，“社会学家和所有人一样：他们揭发消费社会的弊端，自己也买车；揭发文化产业的虚假，自己也看电视，甚至出现在节目上谈论他们以为的真知。头脑灵活的社会学家在服务社会和质疑社会之间游走，保持平衡。”

当代人类学则要求投入与抽离。举个例子，2017年我在大理带实习，碰上洱海治理事件。2015年，大理修建环洱海路，迎来旅游热潮，洱海边密密麻麻都是客栈。两年间，因为大量排入生活污水，洱海水质从一级降为四级。2017年初，大理政府开启“休克式”治理模式。首先，关闭海边所有客栈；第二，禁止海边农民耕种农田；第三，引苍山水入注洱海，村民改喝洱海水。但仓促之下，新建水厂没法供应符合卫生条件的饮用水，村民喝了都闹肚子。

这里有多个立场（或本书作者说的视角）。村民是受害者，立足现在；商人立足当下，但根基不在大理；政府立足未来，牺牲当下……此外，务工人员、游客也各有立场。人类学要求怎样的立场？进入任何一个立场的同时，跳脱所有立场。首先，对每一个立场，必须感同身受，明白它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崇尚什么价值、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计算利益得失。第二，不属于任何一个立场，跳脱出来。

形象地理解，就像王国维词句所说，“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开“天眼”，抽离出来，看到众生，投入进去，发现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也在世界中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