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批评电影，但不该是“政治正确”这个理由
《黑色党徒》导演斯派克·李在颁奖半途退场，尖酸刻薄地留下一句：“每当有人开车，我就会输。”（斯派克·李的上一部作品《为所应为》输给了《为黛西小姐开车》）。美国黑人网友在《绿皮书》获奖后，更是直接发推嘲讽：“哪里是《绿皮书》？我看这是《白皮书》。”
研究过今年“申奥”影片，会发现《绿皮书》引起争议无可厚非：并非自己不优秀，实在是竞争对手太强大。不谈《罗马》《宠儿》，《黑色党徒》和《绿皮书》的结构极为相似，都是黑人+白人的双男主结构，都讨论种族问题，导演斯派克·李是著名黑人导演，《黑色党徒》还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
对于《绿皮书》的质疑，最常见的就是“政治正确”。有趣的是，这两年奥斯卡审美转向保守后，影迷再次提出质疑，“政治正确”又变成了舆论中的“政治不正确”。戈达尔说，必须政治地去拍电影，而不是将政治拍成电影。当影片被放入舆论的坐标系，打上浓墨重彩的政治符号，它的形式、结构和价值观，已经作为政治的一部分存在。
“政治正确”从来不是限制好电影诞生的理由。作为电影，《绿皮书》有许多令人称道的优点，无论喜欢与否，你得承认它有理由拿下这座小金人。影片宛如一篇满分高考作文，起承转合十分精致，绝无一秒钟的闲笔。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桥段设计，仿佛都在摇旗呐喊说着我要奥斯卡。黑人唐的威士忌，白人托尼的炸鸡，大提琴和小提琴手的三重奏，每一个符号都在影片中游走，偶尔不经意间出现，严丝合扣，直奔观众的笑点和情感高潮。
故事设定在1962年，美国种族冲突最激烈的时间。身为黑人的音乐家唐坚持要去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幸好有托尼和绿皮书。在黑人旅行指南《绿皮书》的指引下，两人艰难地开始了南方之旅。
在美国，以貌取人和种族歧视都是大忌。在中国能够随意问出的“你是哪里人？”，在美国必须小心谨慎，更不能随意开“地图炮”。有关肤色的问题更是敏感，大学面试或找工作时，只要报出自己的非裔身份，就能获得明显优待，所有人都害怕被扣上一顶“有色歧视”的帽子。在冲击奥斯卡时，关于人种平权的电影也自带光环，《月光男孩》击败《爱乐之城》，《水形物语》击败《三块广告牌》，近年来，奥斯卡愈发偏爱“乖小孩”。如果把电影比作一根坐标轴，小金人只青睐中央，而不是正负无穷。
《绿皮书》就像是为奥斯卡而生，它摸透了奥斯卡的口味和喜好，唐在片中淋着雨，痛苦呐喊出：“如果我既不黑，也不白，我甚至不够男人，那我究竟是谁？”与其说它是为种族平权发出的呼吁，更像是直捣每个人深处对自我的反思。电影最为诟病的就是这点，它刻意弱化对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处境，黑人钢琴家甚至能和南方大庄园主亲切握手，面对的问题不过是不能进餐厅吃饭，和上厕所去哪里。事实上，黑人去南方的旅行绝不会像电影中那么温情，在1882年到1968年这数十年间，有近3500名黑人未经审判就被执行私刑。一般情况下，黑人不敢出门，他们可能面临来自警察和3K党无法想象的暴力。导演是精明的，他用现代的眼光重塑了1960年代，让激烈和哀伤变得更精致平坦，易于接受。
最后，唐和托尼成为了平等的好友，甚至是托尼的家庭接纳了唐——这个细节更加令人深思，如果托尼不是高高在上、蜚声海外的音乐家，是不是就连托尼，这样一个底层白人，都会对他熟视无睹，甚至饱以老拳？
齐泽克讲过一个笑话——一位强大的拉比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不值得你关注！”在他之后，一个富有的商人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没有价值！”接着，一个贫穷的普通犹太人上前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也什么也不是……”于是富商悄悄地对拉比说：“这个可悲的家伙，他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他什么也不是？”
反观《黑色党徒》，李的视角染上的黑色浓重。3K党被刻画成一群游手好闲、一无是处的白人，甚至让来自警局的卧底成了领袖。“我们的毛发旺盛，嘴唇丰厚”的权力宣言也足够动人，但是影片的前后剧情割裂。卧底身份被拆穿后，影片直接跳至另一条线：黑人反白人组织“黑豹党”，前后无法衔接，导演喷薄而出的个人表达欲望严重影响剧情的流畅。《黑色党徒》的政治立场比《绿皮书》激烈得多，但在影片在技巧上存在无法掩盖的硬伤。有网友犀利地评价：“如果斯派克·李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愤而离席的劲头拿去拍电影，恐怕会做得更好。”
这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电影的伟大，究竟在于价值观，还是形式？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奥斯卡审美的日趋保守，大批精致而孱弱的“应试作文”将成为潮流，其中大部分恐怕不及《绿皮书》。当坐标轴两端的电影数量急剧减少，我们或许会怀念那些冲破日常琐碎的优美和哀伤，它们激烈生动，粗放而有生命。它们或许不完美，但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