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德合作现隐忧
拂去笼罩在这份洋洋万言的战略中的淡淡的焦虑面纱，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通篇显示出德意志民族一以贯之的理性的反思和务实的救赎：“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作为全球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大国，德国乃至欧盟必须努力巩固和提高其工业竞争力，为此不惜实施必要的“国家干预行为”，甚至松绑相关的竞争法和补贴法。
从内容上看，这份战略是现实和必要的，表明德国政府对本国和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态势有清醒的认识。政府方面看到了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全球工业格局的剧烈冲击，感受到了德国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力图通过调整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监管政策，改进工业生产的框架条件，来适应全球化产业竞争的需求。
一、“社会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是由原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1)市场经济在价格机制作用下能增进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国家在不妨碍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下，对经济进行某些干预和控制，可以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如在反垄断和反国有化等方面，国家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工作）；(3)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由于市场经济无节制发展而造成的贫富悬殊、失业、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这一套政策措施被称为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经济人道主义”道路，这种模式被称为“莱茵模式”或“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法国和瑞典也是采用这种经济制度。
彼得•阿尔特迈尔部长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开篇固然充分肯定了“社会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模式”，但也明确表示：“合理和必要的国家干预行为是为了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此方法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
二、争议重重的国家干预
虽然该战略在行文中严格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实施的时机和领域，但在德国国内和国际上依然受到严重质疑。质疑者认为该战略过于强调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担心报告中提到的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会破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并引发不正当的产业竞争。
德国国内执着于“社会市场经济”的主流舆论长期以来反对产业政策过多干预市场，阿尔特迈部长的“产业战略”要想获得正式颁布，在国内尚要冲破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理论研究界、不同政党以及联邦议院的重重质疑。同时，由于该战略意在以同样振兴和加强欧盟的工业竞争力为己任，并拟在正式颁行后基于该战略推出欧盟工业战略，所以同样面临着欧盟其他各成员国的认可和配合与否的问题。
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铁路部门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合并计划最近被欧盟否决，已为这一草案发出的“力争打造德国或者欧洲的旗舰企业，让它们有能力与全球巨头抗衡”的诉求发出了不那么和谐的预警。欧盟也担忧，因全球化进程而推进的企业合并将导致市场垄断。但阿特迈尔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为此不惜“在适当的情况下重申和修改德国和欧洲的竞争法”，为龙头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三、阴影中的中德合作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重要的资金及技术来源国，而且中德制造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具有相近的战略使命和核心理念。这次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被认为是对工业4.0战略的进一步深化，意在推动德国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实现工业全方位升级的战略目标。因此系统关注和分析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体现的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该战略在不同地方明确提到中国，而且都是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如在“挑战”一节中提到：“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而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被排除在外。”在提到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时，中国被称为“在工业政策方面特别成功的国家”。在“德国国家工业政策的参考点”一节中，中美被视作工厂建设、国际金融、银行业的一流竞争者。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
2月4日，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刊登了题为《德国“2030战略”效仿中国模式？》的文章，认为该战略在总体上是效仿中国模式，德国政府今后将为本国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增强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该战略提出的九大“关键产业”与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中罗列出的十个未来关键产业有五个是重叠的。
中德两国拥有悠久的合作和友好往来，近年来两国更是全面建立和形成了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德国政界、商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人得到的多，德国人得到的少。对比该战略中的种种表述，有心人不难联想到流传在中德两国民间的一句断言：“中国可能仅被德国视为推销其产品和装备的一个‘独特而暂时的市场’”。
实际上，关于“中国掌握先进技术之时，就是德国失去这个庞大市场之日”的纠结一直萦绕在德方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主旋律之中。一个是市场换技术，一个是着眼于推销装备，如此各取所需的两国友好合作局面，伴随两国技术差距的缩小或将被打破。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的对接，将推动中国先进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德国的依赖将进一步弱化，再加上中国对外合作由引进外资，到双方合资开办企业，再到走出去而实施跨国企业并购，使得德国政府深深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对自身技术流失的恐惧。
难怪数年前德国知名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就有这样的疑问：“‘工业4.0’在中国，德国是否会增强其竞争对手的实力？”未来中德双方的合作是否顺畅，中国的工业进步是否会最终影响两国的长期友好关系？人们不免生出一些忧虑。
实际上，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一些中国制造企业实力大增，在某些中低端机电装备生产领域，德国企业已经被中国企业所取代。
比如，德国汉堡港不乏中国知名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上海振华重工的装备，欧洲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德国电信也在纠结是否延续与中国华为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综合实力已远超德国，在平台经济、移动支付等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也走在了德国的前面。在双方长期合作的重点行业如汽车制造，中国正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工程等形式开展跨企业、跨部门以及跨区域合作，进行关键技术攻关，这引发了德国人的紧张。中小企业曾经为德国的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贡献巨大力量，这类企业如库卡（KUKA，机器人制造商）、德马泰克（Dematic，自动化物料处理系统提供商）、波鸿交通（BVV，轨道交通轮对制造商）等被中国企业陆续并购，在德国工业界、政府界产生了不小的振动。
德国曾经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如今因传统制造业优势下降，同时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可以预言其劳动力整体就业前景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不难判断，虽然中德关系从来都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但当前，德国对中国的提防意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也是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反复提及要实施政府干预、搭建和扶持德国与欧盟“龙头企业”的深意所在。
四、中国该如何应对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可以从有待正式批准的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获得如下启示。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该战略向外界释放出未来要效仿中国的信息，这主要是因为其中有对国家干预的强调。这提醒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制度自信，未来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优良传统。
反观中国的重大科技进步，无论是早期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还是近年的网络通信、高铁等行业，都充分印证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科技创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科技活动组织实施的重要经验”。立足于新时代的新情况，传统的举国体制已经有了新发展。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纲要要求“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主要会发生如下三大转变：从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从产品导向转变为商品导向，从注重目标实现转变为注重目标实现与注重效益并重。
该战略多个地方都显现出德国对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迅猛发展的紧张，以及对自己国家落后于时代的担忧，这从反面验证了中国近年所采取的科技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方向正确性和重要性。同时，该战略强调德国要集中力量打造“龙头企业”，使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那些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如中车集团、振华重工、三一集团、华为公司等等，它们不光有效推动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也展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我们希望，这些企业未来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迈入更高阶段。
拥有大量成功的中小企业一直是德国经济长盛不衰的优势所在，该战略也强调了对中小企业的继续支持。中国有必要充分借鉴德国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政策，逐步培育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因为，面对新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市场冲击，中小企业凭借其创新能力强、市场敏锐度高等优势而能够从容应对，未来的“世界500强”将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小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该战略提到，“把工业分为‘脏乱陈旧‘和‘清洁新型’是错误的做法”。这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中国近年来反复强调新旧产能的转化和去产能的重要性，然而一个国家应该保有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优势，未来应该继续保持，尤其是面对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化，不能一味去产能而造成工业链环节的缺失，而可能在未来面对不确定因素时受制于人。我们建议，要科学论证和审慎处理去产能的产业类型和去除比例，避免产生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