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都说好的奥斯卡最佳，究竟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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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礼上，由彼得·法雷里执导、维果·莫滕森和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剧情片《绿皮书》，一举拿下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剧本这三项大奖。

《绿皮书》永垂影史的佳绩，自然使得作为影片联合出品方的阿里影业喜不自胜。在2月26日的北京超前点映现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表示，他已经三刷了这部电影，希望阿里影业后面不仅要多引进这类影片，也要在创作上积极进行尝试。

一部如假包换的小成本文艺片，直令有钱任性的马云说出“电影不应该是靠钱堆砌起来的，电影也未必一定要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的感言，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绿皮书》并非“政治正确”受益者

《绿皮书》由真实事件改编：上世纪60年代，黑人钢琴家唐·谢利去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巡演，出于安全需要，他雇了一位“解决问题能力出众”的白人担当司机兼保镖。至于那本绿色的、专为黑人而设、标注了不可入内的旅店和餐馆名称的旅行指南，本就是种族问题的产物。

这个“黑白”老梗击败《罗马》《黑色党徒》等实力大热后，争议从《黑色党徒》导演斯派克·李接受采访时甩出的那句“每次有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开车，我就会输”（其代表作《为所应为》在1990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评选中不敌与《绿皮书》轮廓相似的《为黛西小姐开车》）一路蔓延到无数影迷网友对金像奖评委鉴赏力的质疑，讨伐声实难偃旗息鼓。

是的，并非所有观众都对《绿皮书》给出的“和解”答案感到满意，就像并非所有评论者都认为《月光男孩》和《水形物语》是凭实力分别拿到第89届和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奖杯。批评论调之尖锐，毫不留情地将《绿皮书》在奥斯卡现场的问鼎夺魁，视作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对“政治正确”的再次屈从。

这里的“政治正确”，意为基于对肤色、性别等敏感议题的考量，将艺术上明显不达标的作品请上神坛，而把真正的杰作拒之门外的主观倾向。它不仅是对电影从业者的侮辱，亦是对电影艺术本身的亵渎。可要说反“政治正确”，包揽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配乐以及最佳影片提名的《黑豹》，似乎才是那类找补倾向的体现，抵制《绿皮书》算是找错对象了。

影评人周黎明在《阶级斗争横扫好莱坞》一文中明确指出，LGBT群体与种族纷争的题材早已占据奥斯卡候选榜单的半壁江山，我们早该见怪不怪了。“小金人”只是判断电影的一种标准，甚至难说是最普世的一种，像《罗马》（墨西哥）中那份更私人的角度与情感，一定难在以“美国故事”为背景的《绿皮书》面前取得完胜。

事实并非“这届评审不行”，而是学院的惯性在起作用。

黑人谢利的“防守反击”

在我看来，以公路元素、种族题旨为框架的《绿皮书》之所以能笑到最后，不仅要归功于它对美国独特历史背景及现实矛盾的深挖，更在于它对美国精神不露声色的宣扬。

在《绿皮书》中，谢利与托尼这对主仆的种族与阶层被进行了倒置，具体的社会背景也被简明扼要地交代给观众——在对待有色人种的问题上，美国北部相对南部更开明，囿于南方白人在种族观念上的极端狭隘，主角越往南走，麻烦就会越多。

作为天才钢琴家、学霸高材生、去白宫演奏的明星，谢利博士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与种族。只要他离开“舒适区”，现实便会给他当头一棒——有的餐馆不能进，有的旅店不能住，有的地段晚上出行都是违规，有的种族主义者随时准备对他施加暴力。

巡演团成员告诉司机托尼，谢利完全可以在纽约现世安稳地挣比巡演多三倍的钞票，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奔赴对他来说凶险异常的同一国度的蒙昧地界。托尼的雇主不是跟钱过不去，更不是没事找抽，答案在于那个金句——“因为光有天分是不够的，改变人们的观念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绿皮书》里实际有两重批判，一重指向南方——如庄园主禁止谢利使用白人的卫生间，如服装店不让谢利试衣服，如停车途中的无声一幕（无数黑人仍在为奴耕作）；另一重则指向北方——就像谢利对托尼强调的，他在纽约独自出行，情况也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谢利南下的意义，不在于胜利，而在于碰撞，在于迈出托尼所言的“第一步”。他为什么要迈出这一步，因为正是人们的观念决定了他舒适区的范围。主流社会的白人是虚伪的，他们花钱请谢利弹钢琴，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品位高，等谢利表演完毕，他又变回确凿的黑鬼。

这一张一弛，便决定了作为黑人的谢利的画地为牢。

如果谢利选择性地忽略主流观念亟待改变的现实，他就势必被压抑与孤独的现实长久包围。谢利不会掩耳盗铃，他是明白人，且为计深远，只不过他“不服就干”的路径不是拳脚，而是规则。就像“入乡随俗”一词的潜台词一样，规则实际上是流动的，人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则，什么样的规则对自己最有利，便是自己参与制定规则。

在电影中，谢利想要增设这样一条新规——只要黑人能在白人的游戏规则中胜出，他就应当获得白人的尊重。

谢利成功了吗？实际上并没有。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南方巡演的最后一站，谢利未被邀请者请上餐桌，只得与托尼离席而去（当然，看上去他们是用出走维护了尊严）。《绿皮书》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团圆结局，因为当谢利揭开文明面纱的一瞬，他发现上流社会的虚伪有增无减，如果他都不能改变规则，南方的黑人就更不能。

但我刚才说了，谢利这场“防守反击”的意义在于碰撞、挑战和开拓，不在于“强行上分”。就算“反击”不成，人家还有“防守”在（参考南方警察与纽约警察的公路剧情对比，前者负责找茬，后者提醒安全）。

有趣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与戏剧的双重叙事中，谢利的种族被美国“民意”所打压，可在《绿皮书》里，这个被打压者身体力行传导的，又是确定无疑的“美国精神”。不得不说，彼得·法雷里和他的编剧们真的走心了。

“混球”托尼与橘生淮南

再来看意大利裔的白人司机。

托尼是在纽约平民区付房租的社会底层，夜总会看场子的工作黄了，他就只能靠赌吃热狗赚钱。托尼缺点不少，卫生习惯差、满嘴脏话、意气用事、贪小便宜、常诉诸暴力，有少许种族偏见；但除了擅长解决麻烦与周旋人际，托尼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不应忽视的优点，如爱家庭、守信用、讲规矩、有正义感，尊重文化与人才。

细想之下不难发现，托尼的缺点指向的是那个流行热词——人设。也就是说，他的缺点均是后天可以改变的（托尼也的确被谢利改变了），其优点则更多关乎一个人本身的心性。换言之，在“人之为人”的那些部分，托尼一开始就做得很好。

托尼的模子是好的，只是主流标准的有色眼镜之下，他看上去像一个莽夫，一个十足的混球。在电影中，谢利有句台词，“不要凭衣着判断一个人”，它与《天下无贼》那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类似，它的实际含义是——不要凭借“任何让一个人看上去很优秀的标准”判断一个人。

一个社会最悲哀的一点，就是它认证体系里的“下等人”在恪守它标榜的道德规范，而它的“精英”层，却任意利用金钱与权力为所欲为。此节详见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

绕开这重意思，让我们再来看看《绿皮书》的寓言有多百转千回：

一个开明社会的闲散人等，他都能认清事理，而且有几率越变越好；蒙昧地界的普通人，在当地未必有多坏，但当他们遇到谢利，则很可能分分钟化身种族主义暴徒。不是这些人真的不糟糕，而是其所处环境同他们一样糟糕，故而人的糟糕是被默许乃至认可的。进一步梳理，正是这样的环境将人变糟糕的，糟糕到再也分不清何为光荣何为耻辱（谢利凭特权将自己与托尼从监狱里捞出来，托尼以为荣，谢利则以为耻）。

文明与野蛮，繁荣与荒芜，起于观念，终于制度。

说到底，白人司机仍是“更好的制度”的受益者，即便他只是他的社会里看上去并不那么优秀的一类。《绿皮书》留给观众的思考，不止是纽约或伯明翰的二元选项，还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 作者：90后，金牛座，秦朔朋友圈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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