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转行做快递网点老板，没必要大惊小怪

教了25年英语的副教授，却转行做起了快递？近日，杭州46岁的“前教师”江贤俊火了。

据多家媒体报道，江贤俊曾是杭州某大学副教授，2017年却跳槽做起了快递行业。关于转行，他认为是做了“一次依从内心的抉择”。他称自己上课时，绝大多数学生都在睡觉玩手机，做快递虽忙碌，但却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此事在微博上迅即引发热议，“学生难教”“高校教师薪酬结构”等话题也由此被带进舆论场。而支撑这些讨论的，无非是江贤俊看似有违“人往高处走”的情势，和极具争议的跳槽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副教授”和“做快递”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上的鸿沟。抛开收入等现实因素，大学副教授通常意味着要付出长时间的知识储备，而江贤俊主动脱离“副教授”的身份标签，转而去做进入门槛较低的快递行业，看上去确实让人费解。

但细读新闻就会发现，江贤俊虽然确实是在做快递，但做的并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快递小哥，而是接父母班，做起了一家快递网点的小老板。早在开这家快递网点之前，他就做过些别的小生意，光是药店就开了好几家。而媒体故意用含糊的“做快递”，将快递员与网点老板混为一谈，显然有制造噱头之嫌。

结合其从业经历，再把真人说法“高亮突出展示”，就能明白：江贤俊从副教授到转行做快递，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职业流动。

而在开放性社会，这类流动再正常不过。只是，我们在评价个体的职业流动时，太容易拿所谓的职业地位高低来评价其转型的成败，却忽略了个人与前后职业的适配度，尤其是个人的职业兴趣。

拿江贤俊来说，虽然“副教授”的身份光鲜亮丽，但他做起来却毫无成就感。他算过一笔账，他当老师的时候，“一个教室里50个学生，有80%的学生都玩手机、睡觉”，他认为“80%的人都不认可你，我的价值在哪里？”“没人理会我”“我就是一粒沙子一滴水”……而做了快递之后“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感谢我，这多有意义”。

在《身份的焦虑》里，阿兰·德波顿说过，我们的“自我”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具体到江贤俊身上，与其站立在大学教室里无人理会，还不如到人来人往的快递网点，用自己的服务收获顾客一声具体可感的“谢谢”来得“有意义”。也就是说，他评价职业好坏的标准，不是所谓的职业地位，而是合不合乎自己的兴致。

更何况，江贤俊不是做快递员，而是做小老板，说待遇差距或许也是基于臆断的错解。

就像当初“北大才子卖猪肉”成了大众笑柄，“副教授转行做快递”受热议，本质上也是网友的一次“表错意”：北大那位才子说是“卖猪肉”，其实是搞养猪创业；副教授江贤俊做快递，做的也是快递网点老板。这样的职业流动再正常不过，将这炒作成“好好的副教授不做，偏要干苦累又没钱的差事”的社会轶事，也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