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从不卫生的五星级酒店看“滞胀”与应对

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事件，无不是背后有一定普遍性规律存在，其中不少应当用经济来解释。道德谴责，可以治标，但经济逻辑，可以治本。

一个社会事件——不卫生的五星级酒店

2018年，同往年一样，有许多为大家所关心、热议的社会事件。比如，五星级酒店“卫生乱象”事件。2018年底，微博大V@花总丢了金箍棒曝光了万豪、喜来登、香格里拉、希尔顿等知名五星级酒店存在严重卫生问题，并拿出视频“实锤”，证明服务员在打扫时，用客用浴巾、方巾当抹布，擦洗手池、浴室墙面、杯具甚至马桶，引起轩然大波。

事件中受到舆论关注的，主要是酒店们和服务员们的“道德”问题，以及消费者“维权”的一贯困难问题。

但抛开这些，看看经济方面的解释。很多行业内部人士的分析，倾向于认为服务员工资较低，酒店将大量服务工作外包以降低成本，是难以监督服务质量的主要原因。

这个原因是否看起来如此熟悉？近些年，在其他如各种幼儿园虐童等事件中，都出现了这个理由，即：工资太低，没法找到合适的人。而且，相对这种“工资太低”的“成本太高”现象，整体服务产品的终端输出价格却不低，无论是五星级酒店房价或私立幼儿园教育费用，甚至在近年来涨幅颇为令人咋舌。

说白了，卖得这么贵，而且卖得越来越贵，却只愿意花更少的钱来雇佣工人，而且越来越“抠”。这是怎么一回事？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贪婪”陷阱，妥妥的“黑心”老板形象。但是，涉事地区、品牌等如此之广，或者不能只是一个道德大棒就可解释的。

究其根源，不如看看“滞胀”困境？

“滞胀”这个历史“怪物”

什么是“滞胀”呢？可以理解为“停滞”+“通胀”，指的是国民经济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当经济增长停滞，进入紧急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率必然增加，而工作不足会导致需求不足，因此物价自然下跌；反之，在经济繁荣阶段，则失业减少，物价上涨。

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失业大量发生，但物价却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加剧。

整个70年代，西方七大发达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比50年代和60年代下降了。日本除少数年份外，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法国西德和加拿大可谓是喜忧参半，一半时间是低速增长，一半时间是中速甚至高速；意大利增长总体缓慢，美国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出现了负增长，英国则有7个年份的增长速度低于3%。

上世纪70年代失业情况与经济增速大致相当，日本的失业率比五六十年代高，但总体不高；西德在1975年以后都超过3%，而其1966-1973年的失业率只有0.9%；其余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的失业率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情况却出人意料的严重，通胀率普遍高于8%这个国际上的恶性通胀标准。意大利首当其冲，通货膨胀指数1973年起连续7年是双位数；英国有5年达到双位数，1975年竟超过20%达到24.3%；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不少年份通货膨胀率达到或接近10%，其余也多在5%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界给了这种“奇特”新景象带上了一个“滞胀”的帽子。

不是“滞胀”，不妨碍逻辑

大家可能明白了“滞胀”是什么，但转而就会问，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算得上“滞胀”？

的确，传统地说，“滞胀”可能是指的经济发展停滞、物价升高、失业率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属于中高速，且在全球依旧名列前茅，CPI指数和全球一样基本保持了不大能够涨得起来的态势，失业率更是长期稳定几无波动。无论是经济的低增速3%底线、物价恶性红线8%通胀率，咱们都离得远着呢！

这么说当然也对。

但是，没有达到国际或传统“滞胀”标准，并不阻碍滞胀产生的逻辑正在发生和影响着宏观经济现实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仍然较高，但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处在“L”型的探底阶段，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边际的“滞”。而这些“低薪高强度”工作，或也预示着就业市场的不易。

从物价看，如果看看近十年的工资增长和房价增长率，会发现，以北京为例，平均工资收入近十年累计增长不足150%，房价的累计涨幅却超过200%。更有意思的是，工资增长率与房价增长率差距峰值的三个年份分别是2010年、2013年和2016年，而这三年都发生在央行多次降息通道中，此后又发生了著名的“钱荒”。从通货膨胀率看，这三年都发生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其中，2010年的通胀率上升较慢，持续较久，数值较高，到2012年年中后才降至3%以下。后两次则通胀的上升较快、越来越不明显、且短暂。这实际上或也可以解释为，十年来，在经济周期性下行过程中政策不断对冲，而对冲效力不断边际降低的结果。

“滞胀”的逻辑

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来看，普遍被认为两方面作用很大。一方面，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决定大幅减产，致使油价暴涨，上涨幅度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2年整个期间的涨幅还要大。引发了成本拉动性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战后的美国政府过度迷信和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大总需求，使得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及时调整，不断加强的对经济反危机干预，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导致货币供应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从而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

可想而知，内部政策是主因，石油战争是推手。当美国经历过“黄金时代”，其经济在70年代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社会需求不振，经济增长乏力，凯恩斯主义开始无能为力。须知，“病根儿”已经种下。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跟随着能源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还有粮食危机，7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世界性的粮食短缺，粮价大幅上涨，越南战争等也带来军费扩张，均加剧了通货膨胀。如果停止政策刺激，经济就会下滑。采取紧缩的政策，则导致利率大幅上升，投资减少，失业增加。1971年尼克松甚至采取了更加猛烈的手段，颁布了“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将之“冻结”，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

然而，干预措施往往顾此失彼，危机干预反而制造出新的危机。

事已至此，在种种“左右为难”中，“滞胀”让大家无所适从。

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市场化

中国经济当然没有陷入“滞胀”，我们的经济韧性仍然很强。但是，从历史看今天，许多曾经在“滞胀”中出现过的因素，在当前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并且也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影响。值得我们警惕。

“滞胀”成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又一次改变和充实了经济学的认识。

对于“滞胀”，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或都发人深省。

比如，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那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超过了市场实际需要的数量；供给学派则认为，是高税率阻碍了企业及私人储蓄与投资，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奥地利学派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造成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滞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主张政府主导收入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总体而言，大家都意识到国家干预政策作用的有限性，提议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之间的相互协调。

此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改革。英国“铁娘子”撒切尔政府紧缩银根，控制货币的供应量，缩减政府开支。美国里根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通过了坎普-罗斯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收改革法，投资者的税后回报率增加了140%，美国由净资本出口国逆转为资本净进口国。“滞胀”的阴霾才一点点消散。

而中国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正是在基于国情及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做着相似的探索和尝试，控制货币的供应量、缩减政府开支、减税等，都在不断推进。

说到底，“滞胀”是一种用扭曲市场机制来治疗市场机制扭曲带来的怪病，越多干预，病得越重。“市场化”就是治疗“滞胀病”的一剂良药。

后记

有人说，需求不振，滞胀不可能产生。发生“滞胀”之前，人们也这么以为。

当然，对于今日中国，所谓“滞胀”困境，也许只是表象上轻微的类滞胀标志，但抓出背后的相似逻辑，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经济问题，避免相似的错误，并利用相关经验教训予以解决。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英国、美国等，当年也是曾经一筹莫展进退维谷。在应对“滞胀”的过程中，其也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的经济目标。即使“滞胀”已去，但影响滞胀的内在不平衡因素调节并未完成，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便是一例。

历史总是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当前时代，许多经济因素又在发生新变化，复杂性进一步加强加深。但是，在不放弃危机干预的前提下，更好地认识危机底线、更合适地使用干预、更加尊重和敬畏市场，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良药。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