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中国社会在流动中融合

过年期间随着外地媳妇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娘家，网上出现了一些对当地某些传统习俗的吐槽，引起了网民的争论。此后，更多所涉地区的年轻人则在网上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道出了那些习俗其实已经是很局部和个体化的现象，很多东西都在随着代际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今天的中国堪称是一个流动的中国。大致而言，流动中国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是上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这是一次纯粹的人口学意义上的流动。确切地说，这一流动主要是服务于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因此，当时的流动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却未必有社会和文化内涵。毕竟，第一代农民工虽处于流动状态，却极少有人想要融入城市，更谈不上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融合。

第二是新世纪以来，以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口流动，就不仅仅具有经济含义，更是创造了以人口融合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跨省婚姻的夫妻双方因长期生活在城市，由于缺乏和对方父母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对方从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实是缺乏深度体验的。而过年恰恰又是文化的集中展现时期，对“外地人”的心理冲击当然也就比较大。而这种局部的、特定时段的心理冲击，在网络上被“地图炮”的情绪放大了，让不少人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区和更多人在文化融合方面的积极努力一面。

一方面，城市化已经成为最近20年农村发展的主线。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不仅在城市就业，还力图在城市安家。因此，城市成了社会融合的重要场景。作为一种有别于乡村的社会体制，城市是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关系趋于冷漠，社会治理高度制度化，人口的异质性也较强。因此，它很适合那些暂时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男女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家庭内部都存在二元结构，即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在农村务农并完成家庭再生产，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平时的空间隔离让这种二元结构呈现物理隔离，那么，过年这样的特殊时间节点，则让二元结构出现交汇和碰撞。这种交汇，不仅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更有社会和文化的复杂内涵。

问题在于，我们对文化冲突的体验，大多只是在过年等极为短暂的时间中有所体验，而在一年四季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享受多种文化并存的好处的。即便有女性不上桌吃饭的“民俗”，它或许彰显了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价值”，但更多的是生活实践的产物。一旦家庭小型化和男女在家务上的分工趋于模糊化，这种现象就极为少见了。这说明，哪怕是最为“传统”的地方，也终究会适应现代社会。

中国文化历来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地域文化虽多，却能融合为一体。这说明，中国文化本有其共同的内核。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将在人员的迁徙、流动中形成重组和再造，最终必然带来文化大一统。只不过，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哪一种文化模式的胜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