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和平进化了这么久，人类为何却依然暴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数人死于人类之间的种族灭绝、连环屠杀、战争和核毁灭。但总的来说，当今的人类已经明显没有我们的远祖那么暴力了。在《善良的悖论：人类进化中美德与暴力之间的奇怪关系》（The Goodness Paradox: The Strange RelationshipBetween Virtue and Violence in Human Evolution）一书中，哈佛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向读者介绍了有关人类进化的最新知识，解释了人类发展成为相对温顺的生物，并同时保留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暴力行为能力的原因。他问道，“我们该如何调和被驯服的品质和可怕的暴力能力呢？”

关于人类被驯化这个问题——这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一种独立的进化特征呢？哲学家与科学家已经困扰了数百年。兰厄姆是通过评估从灵长类动物、狐狸、驯养动物和人类化石研究中获得的迷人证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想据此重建人类物种被驯化的过程。

栖息在刚果附近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它们和人类共享大部分的DNA，并有着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是很有价值的活体案例。倭黑猩猩是相对和平的生物，但黑猩猩却毫不顾忌地杀害朋友、伴侣甚至是婴儿。通过这种现象，兰厄姆认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展示了在人类身上共存的暴力与和平。但它们为何进化得如此不同呢？一部分原因是，黑猩猩的暴力使它们能够和大猩猩争夺资源，而倭黑猩猩则生活在一个树叶茂盛、竞争很少的地区，暴力并不是物种进化的必需品，因此它们变得更加驯化。根据进化的原则，自然选择将倾向于减少兰厄姆所称的“反应性攻击”，即“一种包括愤怒、恐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的迅速反应”，这种驯化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进化，而不是由其他生物控制的，而攻击性对黑猩猩来说是一种更有用的特质。

但是否存在一种能超越单纯的理论判断，而在行动中观察变化过程的方法呢？一项始于1959年、目前还在进行中的狐狸实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苏联遗传学家别里亚耶夫（Dmitri Belyaev）选择了一群银狐，培育其中那些对人类友善而且不怕人的狐狸。在35代的培养中，几乎80%的狐狸都变得像狗一样温顺了。狗或许也经历了类似的驯化过程，才从野狼变成了家庭伙伴。兰厄姆于是问道：“人类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和环境变化中，是否能够找到这样的证据说明驯化特征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更为有利的？”

《善良的悖论》

别里亚耶夫在银狐种群实验中发现，被驯养的动物除了变得温顺之外，也会发生身体上的变化。他还研究了胚胎的发育，试图解释为什么驯养动物身上会有野生动物中几乎从未发现过的特征：通常较小的身体、前额上的白斑、松软的耳朵或卷曲的尾巴。随着物种被驯化程度的增加，它们的形态变得类似于该物种的幼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从前身躯庞大、骨骼厚重、脸庞宽阔，后来这些方面的形式与特征都变得更轻量和窄小，男性和女性的体型差异也有所下降。

兰厄姆调查了人类学家在过去200年中所研究的关于人类社会组织的大量文献。在人类定居于大规模的农业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复杂的官僚管理制度之前，我们觅食、打猎、收集食物，并生活在小型的高度流动的群体中。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觅食的群体都是和平的，直到殖民主义剥夺了群体的流动性，并限制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才发生改变，而且我们强烈的暴力能力直到我们定居在农业社区才得到发展。但是，兰厄姆引用了大量例证，证明了小规模社会中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也普遍存在。他指出，一定程度上，在农业社会中，对政府实施惩罚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暴力冲动，比如对邻近部落的凶残报复袭击。

然而，除了对法律、惩罚甚至天谴的恐惧之外，是什么让大多数人产生了一种基本的道德感？产生一种引导人们帮助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冲动，或者至少是避免在每次发生争执时都做出凶残的、愤怒的反应？作者认为，合作能力是使我们的物种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把我们和尼安德特人加以对比——在智人于4.3万年前抵达欧洲时，他们在欧洲生活了数十万年，灭绝于3.5万年前。兰厄姆认为，尼安德特人无法相互合作并传承生存所需的文化知识，这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尤其是当他们开始与入侵的智人争夺资源时。

《善良的悖论》这本书将人类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重建了人类如何进化为驯化生物的生动而全面的历史。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书中详细的科学解释极具挑战性，例如神经嵴迁移，一种胚胎过程（既有助于减少反应性攻击，也有助于形成看似随机的标记，如驯养动物独有的白色斑块的特征）。但是，努力的结果大有裨益，关于善与恶在人类这个独特物种身上共存的原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但是令人信服的观点。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