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超凡:过年不让放鞭炮，村民们想了这办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望超凡】

今年腊月二十六才回家，和往年一样，几乎每一次回家过年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今年又有不少人家盖上了漂亮的新房子，政府将村里最后的一条黄土路进行了水泥硬化，还投资对道路两边所有的房子进行了复古造型处理，家乡的面貌在本来已经有的巨大改变基础之上再次焕然一新。

除了这些视觉上的改变，家乡的变化同样体现在听觉上和嗅觉上，在听觉上少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嗅觉上少了浓浓的火药味，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因，即今年家乡实现了全面禁鞭，不仅是城市，农村也禁止了燃放烟花爆竹，这一禁令让这个年过的有些“不一样”了。

鞭炮在家乡的文化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过年这一重要的传统文化习俗活动中，有着分外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家乡的文化体系中，鞭炮象征着红火，有着辟邪的功能，鞭炮几乎会出现在所有重要的文化活动程序中，包括亲朋好友间年前的辞年与年后的拜年，庆贺团圆的团年饭，除夕的傍晚为祖先上坟“送亮”，跨年关时的“出行”庆典。

以往在这些文化活动中，鞭炮是必不可少的，被赋予了“喜庆”、“辟邪”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团圆饭和出行这两个最重要的习俗活动中，鞭炮的戏份更是无出其右，吃团圆饭前不仅是要放鞭，还要放上几个笛音雷，声音越大就意味着来年日子过得越红火;“出行”时则是全村一起燃放鞭炮礼花，场面恢弘绚丽，整个村子的人都会站在外面看礼花，沾一沾红火的场面带来的喜庆;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的过程中，鞭炮燃放的时间越长也就意味着祝福越多、关系越亲密，鞭炮在过年的语境下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设定，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意义。

今年的禁鞭首先是由政府倡导。从腊月初一开始，我们当地政府就下达了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并制定了相关的处罚决议，主要是对不遵从禁令的村民进行罚款处罚。

志愿者发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地政府禁鞭的原因很充分，首先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鞭炮的燃放一方面营造出了过年的热闹气息，另一方面也释放了大量的有害气体，尤其是在除夕之夜一次性燃放了大量鞭炮礼花之后，大年初一的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味;

其次是鞭炮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包括被烟花爆竹炸伤和森林火灾，类似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尤其是火灾，由于家乡位于山区，山高林密，植被覆盖率高，很多坟头都是在树林当中，很多房子周围也是森林环绕，因而每年过年祭祖和出行的鞭炮礼花燃放，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火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风险却很大;

最后是避免铺张浪费，随着近年来村民的家庭条件日益富足，村民在燃放烟花爆竹上也变得逐渐“大方”了起来，以前很少见的礼花现在已经变得极为常见，以至于村民出现了一定的“攀比”心理，如果邻居家里放了礼花自己家里不放一个似乎有些面子上过不去，结果是村民在烟花爆竹上的花费变得越来越多，成为一种经济负担。

有趣的是，当地政府所制定的相关处罚规定似乎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几乎是政府一出台相关政策，村民就随即停止了燃放鞭炮的活动。对于“禁鞭令”，村民几乎没有任何的抗拒，反而很快就接受了政策。

实际上，如果是村民执意不愿意禁鞭，即使是存在相关的惩罚措施，禁令也是难以执行的，因为毕竟不可能有人在除夕夜跑到我们一个山村中监督村民不许燃放烟花爆竹。因而禁令的严格贯彻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们当地政府对于村民依然保持了很强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禁鞭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让人难以接受，而是适应了当下村民的需求。在与家人的交流中，不少人告诉我“禁鞭是个好事，禁鞭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对于村民而言，禁鞭的唯一坏处在于“好像不热闹了”，但是却有着更多的好处，首先就是过年的花销减少了很多，由于鞭炮在家乡文化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每年需要用到的鞭炮数量都很大，往往需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花费;其次是禁鞭确实减少了污染，每一次除夕夜之后的村庄总是充满了各种气体和固体污染物，甚至在过年前后的几天里，家乡的空气中总是少不了那一股浓烈的火药味;最后是禁鞭让所有需要使用鞭炮的文化程序都变得简单了许多，特别是燃放鞭炮之后的垃圾打扫，这在往年往往都是一个“重大工程”。

这些鞭炮燃放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村民经济条件的变好而日渐严重，虽然很多村民已经由此出现了对鞭炮在一定程度上的厌烦，但是身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没有人能够独自对这一传统表示反对，因为燃放鞭炮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从村民对其的功能需要变成了大家必须为之的文化规范。虽然如此，但是当下的家乡已经失去了能够对村民形成统摄性的组织单位，当村民面对“必须放鞭炮”压力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规范，其结果是所有人都只能被动的忍受。因而对于村民而言，禁鞭不仅没有形成对他们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造成挑战，同时还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因而才会形成禁鞭不仅没有遭到村民的抵制，反而极为轻易就被村民接受的现状。禁鞭背后似乎是村民与政府的“共谋”。

禁鞭之后的村庄并没有就此陷入宁静，村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手段来制造“热闹”的气氛，村里这几年已经通了网线，村民也用上了智能电视、智能音响设备等，有的村民选择将电视切换至音乐软件，大声播放新年主题的歌曲;有的村民则是用智能手机连接智能音箱，用音响播放鞭炮声来代替放鞭炮;在“送亮”扫墓的过程中，村民则是用电子灯代替了传统的蜡烛……

禁鞭似乎并没有给过年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在农村社会同样发生进步背景下，人们有了足够多的方式来应对禁鞭带来的不便，不仅如此，在种种新方式的创造中，村民有了进行再一次选择的自由，得以在新的社会背景和自己新的需求下来选择自己的庆贺新年的方式，而这些新的方式也会逐渐变成新的习俗与以后的传统，如在扫墓送亮中使用电子灯取代蜡烛，就由于其简单安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成为当下上坟祭祖的新方式。

吃完年夜饭的居民们放起了电子鞭炮，插上电源后，噼啪噼啪的响声照样充满了年味。图片来源:东方IC

对于禁鞭，网上似乎是走向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有网友认为禁鞭让过年没有了年味儿，破坏了传统习俗;有网友感叹禁鞭让“火花银树不夜天”的传统盛景一去不复返。但是很显然这都是作为观赏者的视角，对于他们而言，农村的生活是场景化的，是他们的观赏对象，于是他们对农村的最大愿望是想让其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这对他们而言才有其唯一的价值--一种他们幻想中的美感，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禁鞭是不对的，因为这破坏了他们对于农村的想象。

但是对于农民而言，农村不是场景化的而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是需要一帧一帧真实度过的生活，他们对于农村生活的需求不是观赏性而是实践性的，这使得他们对于农村的生活有着更为立体与全面的考量。因而当政府要求禁鞭的时候，虽然破坏了传统，但是却没有人反对，因为禁鞭是合乎了村民真实的生活需求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农村了，这种变迁既包含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包含了人的变迁，最终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村民需求的变迁。例如在鞭炮问题上，鞭炮依然是鞭炮，但是农村变了，村民变了，于是鞭炮的意义就也变了。对于需求和认识已经发生变迁的村民而言，鞭炮对于过年已经不再是必须品，反而是危害，因为对于变了的村民而言，他们已经不再享受鞭炮带来的喜庆气氛，而是苦恼于鞭炮带来的花费与污染，与此同时，过年的喜庆气氛也已经不再需要依靠传统的鞭炮来制造，而是有了更多的替代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当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迫使村民仍然需要放鞭炮时，传统文化就不再是服务于村民的生活，而是变得不合时宜了。政府作为一种外在的组织性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宜的改变，使之更为贴合村民的生活需求，这带来的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而是传统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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