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追忆邓白教授难忘的往事
作者:袁惠贞
对美术爱好者来说,欣赏一幅绘画作品,最好对画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背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只要有条件,我总是直接向画家本人或间接从其他渠道了解某一幅作品在创作中遇到过的问题或者创作思路。正是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欣赏起邓白教授的梅花画,真是赏心悦目。
艺术篇
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幅别出心裁、意态清新的白梅图惹人眼目。它采用设骨撞水撞粉的画法,画面气势非凡、生机勃勃, 充满清丽刚毅、洁净高贵的韵味。这幅题为《萝岗香雪》的巨型工笔画,出自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老教授邓白之手。他写梅似写人,把梅花的独特神韵,一一活现于笔下。那种饱历风霜,不屈不阿的傲寒姿态,道出了他对梅花高洁品格的钟爱。
中国画 《萝岗香雪》
邓白教授(1906—2003),广东东莞人。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27 岁任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86年底,80岁高龄的他才正式离开心爱的三尺讲台,最后退休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从事美术工作近80年,既教过小学生,又带过博士研究生,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类美术精英人才。
身为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陶瓷艺术家、工笔花鸟画家、陶瓷史论博士生导师,邓白教授曾一手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在陶瓷艺术研究方面,他为我国培养了首批陶瓷美学、陶瓷美术史的博士研究生,赢得了美术界的广泛口碑。
此外,他还恢复了浙江龙泉青瓷、南宋窑的生产和科研,并主持了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室内装饰设计。杭州灵隐寺大殿释迦牟尼佛造像,也是出自邓教授的双手。
邓白教授80多年在艺术教坛默默耕耘,期间出版了《邓白画集》、《中国历代陶瓷艺术纹饰》、《中国陶瓷史》、《潘天寿评传》、《邓白美术文集》、《龙泉窑青瓷的艺术成就》等专著,以及为居巢、居廉、潘天寿的作品选集等。
杭州篇
由于工作关系,每到杭州出差,我必到邓白教授家作客,顺便聆听他讲述其他艺术家之间的各种闲情往事。家常谈吐间,邓教授毫无名人专家的架子,就像一位慈祥可亲的老爷爷,我就称他为邓伯伯。
犹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到杭州看望他时,他荐举中国美术学院油画家肖峰教授给我采访。同时向我介绍了肖峰教授的艺术成就,使我采访得以顺利进行。肖峰教授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旅画家,他的油画创作许多主题,大都来自童年时,在部队战斗生活的感受,富于真情实感。将中国的写意手法与油画丰富的色彩和谐地结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采访完毕返回广州,我即马不停蹄着笔为其撰写了《演绎军旅 拓彩人生》为题的一篇报道文章。
邓白教授与作者合照
有一次在邓伯伯家闲聊,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老画家关良先生。当时他对我说:“小袁,我这个广东老乡关良教授,可是我国享誉当代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我说:“是啊,他生于广州番禺。”
邓伯伯继续回忆道:“小袁,我和关良长期共事,前后长达40年之久。对关良的性格、爱好、以及他的艺术造诣和独创才华,可以说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教书。抗战胜利后,又一起随学校迁回杭州,并同住在西子湖畔的郭庄。当时学校的老师宿舍就在郭庄,关良住楼上,我家住楼下。关师母其时尚未抵达杭州,关良孑然一身,吃饭诸多不便,便常到我家用餐。每于茶余饭后,我俩促膝谈心,论古评今,可谓海阔天空,直抒胸臆。偶尔兴之所至,关良还会兴致勃勃把胡琴带下来,边拉边唱,边唱边谈,真是其乐融融。如此雅兴直到夜阑人静,他才带上胡琴,哼着京腔慢慢的踱步上楼就寝。”
邓伯伯顿了顿,又继续娓娓而谈:“小袁,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由于听不懂京戏唱腔,自然领略不到其中的妙趣;自从和关先生相处日久,耳濡目染,也逐渐受到他的熏陶,渐渐对京戏有些了解;对他所画的戏剧人物的造型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我说:“邓伯伯,看得出您对关良先生的艺术成就不仅十分喜爱,而且是非常敬佩!”
听完后,他报以爽朗的哈哈大笑……
东莞篇
退休后,邓白伯伯搬回老家东莞定居,离广州我家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于是我过去探望他老人家就更方便。每次告别时,他总是面带微笑,喜欢伫立在在阳台上向我频频挥手。
上世纪90年初的时候,我去东莞探望邓伯伯,闲聊中把黎雄才先生住院的消息不经意地说了出来。他马上瞪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小袁,黎先生为什么住院,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我说:“黎伯伯在家附近买鲜花的时候,不慎跌倒导致股骨骨折。”他急忙追问:“他住在哪家医院?“我就如实回答:“住进了广东省人民医院治疗。”
真没想到,两天后邓伯伯不顾已年届90岁高龄,亲自在家人陪同下从东莞坐车到广州,前往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黎先生。后来当我再次到医院探病时,黎伯伯才把这事跟我一五一十讲述出来。两位老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关爱之情,真是尽在不言中!
邓白教授为作者新书题字
千禧之年,我带着新书《艺林撷菁》到东莞看他,尽管已近95岁高龄,皓首白眉的他依然精神矍烁。他坐在沙发上,寻思良久后在书中介绍他的页面上,用繁体写下“在新世纪中,再创新猷,为画坛多作贡献”,下方落款“邓白”,并用一枚带有“邓白”二字的朱文印章盖印,并签上日期2000年元月。看到邓伯伯为我新书题字,寓意深远,力透纸背,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邓伯伯帮我在新书题字后,就非常认真地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读。当翻到介绍詹建俊和刘勃舒两人文章时,他停了下来:“小袁,你也采访过詹建俊先生和刘勃舒先生,我们可是一起到过敦煌写生!小袁,你可能未必知道……”
我弱弱地插一句:“嗯,你们前辈画家的故事,我当然知之甚少啦。”
我们面对面聊起了很多敦煌的往事,中间相隔的茶几,便俨然成为邓伯伯的三尺讲坛。我像一个认真聆听的学生,聚精会神享受着他侃侃而谈的艺术熏陶:“那次去敦煌莫高窟学习传统艺术,敦煌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作为我国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当中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敦煌壁画不但表现的技法高超,而且数量也相当惊人……”
邓伯伯饶有兴致地继续着话题:“当时除了中国美术学院师生6人,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叶浅予老师带领3个学生,分别是詹建俊、刘勃舒和汪志杰。在1954年的4、5、6这三个月,我们这10人在敦煌不仅对壁画临摹,还对壁画写生,学习传统人物表现技法。白天临摹,晚上交谈,定期交换彼此学习心得。不知不觉三个月就过去,师生们倒是乐也融融!从敦煌带回大批壁画临本,先后在北京、上海展出,引起学术界重视。”
最后邓伯伯总结说:“小袁啊,他们三个人当中,詹建俊先生成名很早,有一幅经典油画巨作《狼牙山上五壮士》,创作这幅作品时他才年仅28岁,后来作品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他本人也成为我国油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而刘勃舒则成长为传统笔墨方面功力深厚的中国画画家之一。他们在画坛上各领风骚,举足轻重。”
逝者如斯,转眼间邓伯伯教授驾鹤西行已15载了,但他平淡语调中娓娓道来的段段艺坛轶闻往事,依旧言犹在耳。他的离世,于当代中国艺坛而言,少了一位集工艺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陶瓷艺术家、工笔花鸟画家、陶瓷史论专家于一身的当代艺术大师。于我而言,则少了一位无话不谈的良师益友,慈祥和蔼而又乐观豁达的忘年之交。谨以此短文,聊作丝丝缅怀追忆邓白教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