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班公错湖、加勒万河谷等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并持续对峙。此次中印边境对峙，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给中印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边界问题一直是中印关系中的历史性难题，由于存在争议地区，中印边境摩擦时有发生，中印双方一直力图通过谈判和磋商等对话机制解决问题，维护边境和平，但边境矛盾、冲突仍然不时出现。此次对峙，时间较长，影响较大。有三个特殊之处应当关注。
第一， 此次边境对峙，发生在“中印建交7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 “龙象共舞”“中印携手同兴”的美好愿景面临考验。
第二， 此次边境对峙，发生在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的背景下，印度亦在疫情严重的国家之列，确诊病例持续攀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十万，并进入全球排名前十。这是中印边境冲突的新背景、新现实。
第三，此次中印边境对峙，在西方舆论的过度聚焦之下，被置于“中国威胁论”的框架下歪曲解读，美国更是站在印度立场搅局。印媒大肆炒作“中国入侵论”、“印中对抗论”，西方媒体也刻意将事件定性为中国“单方面”对周边“侵略性”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愿从中斡旋。整个事态更加“被复杂化”了。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会晤，在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携手共创中印关系美好未来的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为何短期内又出现了“对峙”局面？当下，印度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疫情在国内的蔓延，为何还要殚精竭虑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美国在其中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和立场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印度对华的复杂心态、中印关系的敏感脆弱再一次暴露了出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可谓乏善可陈。从2月开始，印度的一些政客、媒体、学者就多番指责抹黑中国，各种“病毒阴谋论”甚嚣尘上，并加入对中国“追债索赔”的阵营；4月17日，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DPIIT）突然修改外资政策，要求所有“与印度有陆地边界的国家”对印投资必须在政府准入路径下进行，变更现有外国投资的印度企业所有权也需要获得政府批准，这种增设投资障碍的做法具有针对中国的明确指向性；4月底，印度又出现“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存在检测结果误差”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宣布停止使用中国病毒检测试剂盒。由此可见，印度对中国充满了臆断、疑虑、诋毁、戒备、防范，甚至不满与敌视，疫情的爆发催化了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怨中排中”的现象。5月初以来的边境对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复杂的、负面的心态的集中映射与爆发。
第二，印度的战略野心，连同其战略投机性和短视性一并表现了出来。印度一直妄图蚕食中国领土，不断挑衅试探中国底线，伺机而动。去年10月31日，印度政府正式实施《查谟-克什米尔重组法》，成立所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行政管辖范围。此次印军越中印边境线构工设障，造成了中方在拉达克东部阿克赛钦地区边境巡逻障碍。事实上，近五年来，在中印边境实控线一带修桥铺路，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有意加强边境地区的战略力量和战略地位。而今年的3月17日起，印度在应付疫情蔓延之余，又在藏南地区快速修建完成连接中印实控线沿线地区的战略要道的桥梁，并主张增加中印边境实控线一带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野心一直蠢蠢欲动，只要时机成熟，必然有所行动。5月初在中印边境蓄意挑起争端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印度对于战略时机的主观判断。莫迪执政以来，描摹了一个“新印度”的图景，成为凝聚了印度大国目标的“印度梦”，在多极化趋势和国际战略格局调整的进程中，印度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地缘中心，印度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大国梦”的确可谓遇到了最好的契机。但建立一个强大、发达、包容的新印度是应当以将印度的发展融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为前提。但显然，印度不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从军事实力和地缘战略布局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明显。但目前中国正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而且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国际环境对中国不利，印度于是罔顾自身实力，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加快边境地区战略布局，并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和要挟，获取现实利益。
第三，疫情的挑战使全球博弈更加复杂，印度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得极为主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变局中的世界更加复杂，也更加极端。后疫情时代世界秩序的变革，大国地位的沉浮等众多的不确定性衍生出一种普遍的焦虑，权力和利益的角逐更加疯狂。
印度在这一角逐中表现得非常积极。比如，在南亚地区一方面积极重启南盟区域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与巴持续高强度对峙，强硬打击，突出其地区主导地位；在中国、尼泊尔边境修建公路，加强战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倡议G20在线峰会主张合作抗议、向多国出口药物、全球撤侨等行动塑造印度国家形象；制造边境冲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也是印度全球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似乎格外受到美国关注。先是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声言支持印度抵制“中国侵略”，后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准备和愿意调解两国边境争端。对此，印度并不买账。虽然特朗普访印以来，印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印度愿意加入特朗普的反中阵线。印度希望的是从美国那里获得工业化、新技术、贸易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美国政府试图推动建立一个被称为“经济繁荣圈”的“可信赖的伙伴”联盟，非常符合印度的利益和当下诉求。尤其是“重组供应链”的问题，使印度似乎看到了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条上的位置的机会，于是便跃跃欲试，准备土地，迎接生产线的转移。尽管无论是扣押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香港籍商船“大翠云号”，还是最近的中印边境对峙，均有增强印美关系的外交功能，但印度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对美国霸权的警惕始终没有改变。
印度的战略思维有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区域扩张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特点，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发酵，在全球大国博弈中表现得急功近利、盲目冒进。事实上，疫情的出现更加凸显出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特点。疫情给全球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改变思维、调整战略的契机。中印互为重要的邻国，中印两大东方文明古国更应当表现出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共同应对挑战，携手发展。中印边界对峙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的和谐发展，但中印官方均表达了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建交70年的中印关系应当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睿智，龙象共舞仍然应当是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主流和中印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蔡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