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基础研究，中国当有自己的“拜杜法案”

5月21日晚上起，任正非两万字访谈实录就在网上热传。而在访谈中，任正非多次提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如他提到，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他还呼吁重视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并要改造学风，“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这些说法，对我国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不乏启示。现在都说“产学研结合”，本质上，任正非也是立足于高科技“产”业层面，对“学研”提出了期许。

在我看来，首先，基础研究不能急功近利，想着投下一笔钱就要获得成功、获得回报。任正非就表示，华为“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

但就当下看，我国很多学者进行基础研究，就面临“撒下几粒米，就要鸡下蛋”的困境——拿到课题经费之后，必须要交出成果，否则，就会影响到下次申请课题、经费。

而为了交出成果，有的就弄虚作假，还有的“搬砖头”（从一个项目搬到另一个项目）。由于评价成果主要用论文发表，因此基础研究出现“唯论文论”，有些学者很多精力就用于炮制论文，而非做踏踏实实的研究。学风“泡沫化”指涉的，正是这种研究现状。

其次，需要尊重科学家，让科学家从研究成果中获利。任正非提到《拜杜法案》，事实上，在2016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曾表示，“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由参议员博区·拜和罗伯特·杜尔联合提交，该法案明确，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解决了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研发成果，不仅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的问题。

揆诸当下，我国科研成果通过“验收”就束之高阁的问题颇为严重。这严重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科研价值观。如今的搞科研，很多科研人员除把精力用到发表论文上之外，就是通过入选计划获得学术“帽子”，而不是钻研。

重视基础研究，才能赢得未来。针对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社会各方也该有“备胎计划”那样的危机意识。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这其实也说中了基础研究的问题要害。也只有从指挥棒的调整上吹散“泡沫化的学风”，在基础研究上做得更扎实，我们的科技进步才能根基更实、内功更厚。

□熊丙奇（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