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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围观“29岁挂职副县长”,人们在质疑什么?

看中国

2019-05-23 08:31

文 | 珞珈散人

近日,29岁女行长挂职副县长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议。1990年出生的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杨沁,于今年4月开始挂职副县长

应该说,29岁挂职副县长,仅仅从年龄上看,并不算特别稀奇。前几年,80后担任县长的新闻很是让舆论关注了一番,他们大多也是30岁左右。

然而,人们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质疑

对于这样的现象,质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29岁的副县长,虽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但绝对是公务员里的佼佼者,比如名校毕业、高学历、过往政绩优秀、专业技能出众等。那么,杨沁是否有足够的业绩,证明其是同辈者中的出类拔萃者?简单的政府公开信息,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

毕竟,杨沁的履历都是在银行,且担任支行行长也时间不长,实在是很难证明她适合副县长这个职位。

第二,虽说不能唯学历论,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学历是目前体制内公平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一项标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杨沁的第一学历是通过3+2模式(3年中专加2年大专)获得的大专文凭,本科文凭是工作后通过函授拿到的。

在早已逢进必考的官场里,当年都没资格报名公务员考试的杨沁,却一夜之间超越绝大多数同龄人担任副县长,围观群众由此产生不公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但凡有点超乎寻常意味的干部任用,人们总是要问一句:是否有裙带关系?已有信源证实,杨沁的父亲的确长期在当地财政系统任职,与杨沁的工作单位多少有关系。杨父是否在其中起作用,是大众所关心的。

这几点,都需要当地的相关官方机构下判断、做结论。目前看,当地市委组织部说她不属于公务人员,不知言下之意是否是不归组织部门管;其所在的九江银行也成立了调查组,但被网友质疑自己查自己、能否摆脱杨父金融系统影响力。

对比

其实,每一次新闻舆论场中出现类似的新闻,只要出现火箭提拔四个字,总会让人有围观的欲望。

为啥?原因之一肯定是,基层干部晋升本来就非常,非常难。

中国的基层政治体系,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有段子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随便砸个砖头可能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但在中国更为广袤的基层,也就是县域一级,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其实相当有限。

从岛叔的调研看,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县(50万人口计)为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县委常委大概是11人;常委之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加起来,县处级干部也就30人左右。

而这样的县,一般来说,正科级干部有200人左右,副科级400人左右,但股级干部会有1800人左右,公务员2500人左右,财政供养人员更是达到一两万。

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县所有的空缺县级干部岗位(一般每年3-4人)都从科级干部中选拔,晋升概率也就1%左右。加上年龄限制,每个基层干部晋升的年龄窗口也就几年。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干部的职业生涯都只能在普通的公务员岗位上工作。能担任副科级的领导干部,就算是仕途比较成功的;担任科级领导干部,算是心满意足;当个副县长乃至于进常委,那就是人生赢家了。

从科员到县长,理论上只有副科、正科、副处和正处四级。按公务员法,10左右可以晋升完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晋升有很多隐形的台阶,比如普通科员提拔到副科,只能干不太重要的岗位,如乡镇武装部长或副镇长之类;要提拔为正科,一般得担任过副书记才行。

而在绝大多数地方,副县长这个职位,得至少担任过两任一把手才行(两个乡镇书记、或一个镇和一个重要局委办一把手)。而要从普通副县长到县长,总得经过常委这道重要的坎;担任过普通常委后,才有资格担任常务副县长或副书记这两个职位几乎是县长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基层,按照体制内普遍说法,30岁左右的副科级、35岁左右的正科级、40岁左右的副县级和45岁左右的正县级,才算是真正年轻的领导干部。

当这种基层晋升难的普遍感受,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轻人、尤其是看上去还有点关系的年轻人,对比一定是强烈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实职副县长的晋升之难,挂职与此还不完全一样。在某地调研时岛叔拿到一个数据,该县前几年曾一次性从企业、高校引进17名高学历的挂职干部,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4名,绝大多数都将之当作刷基层工作经验的履历,回原单位提拔去了。但无论如何,对于仕途而言,挂职是一个重要履历,很可能在今后的提拔中起到作用。

制度

话又说回来,在基层权力结构中有个当官的父亲,就一定意味着腐败吗?

也不一定,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必须相关机构认定才行,不能随便下结论。

不过,类似的家庭有意识地培养子女、以符合各种条件、踩着点卡着条件往上走,这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给子女安排好、铺好路,是不少见的人之常情,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自主择业空间小,人们普遍认为体制内职位待遇更好、更稳定优渥的地区,这样的情形就更多见。

在调研中我们见过,有的地方,卫生局官员的孩子如果学习一般,大多早早地学医,进医院;一些北方城市的电力、银行、能源等系统,也有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潜规则。从制度上,这些人可能也是公开招聘、考试进入的;但在条件设置、年龄窗口或其他杠杠上,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利用制度合理地培养子女,而非简单地突破组织程序和规则。

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下管两级的体系,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的管理权限都在市委组织部门。这意味着,在县域政治的范畴里,公务员的流动是比较少的。

这种在地方基层形成比较稳定的权力网络的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突出。当时《公务员法》还未实施,大中专毕业生也比较少,基层干部的来源比较多元,包括专业军人、优秀村干部、工人、教师等,但无一例外都是本地干部,这就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

而据我们的调研看,《公务员法》推行后,公务员的入口已经严格把关,外地干部大量涌入全国各地,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权力网络,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体的基本结构特征;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的效应逐渐显现,干部圈子被打破的现象也很普遍。很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岛叔直言,现如今不能、也不敢站队。

提醒

当前,各地的组织部门都非常用心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世人都觉得在基层,公务员要提拔很难;但从组织工作的角度看,这些年基层普无人可用的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很多地方的县乡机构都在消化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问题。时至今日,很多地方的干部结构仍然不尽合理,60后是主力,70后断档,80后匆忙接班。现如今,80后也接近40岁了,有些都不算是年轻干部了;90后登上历史舞台,也在情理之中。

但正因为仕途不易、晋升尤难,选人用人机制才要格外讲究公开、公平、公正。基层政治既然是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也就意味着,优秀干部应该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

在某县调研时,几乎每个干部都可以说出本县最优秀的年轻干部的名字出来,都公认这些人非提拔不可,否则不合情理。仔细一问,都说这几个干部的确能力超强,为人谦虚,也有成绩,综合素质很高他们在自己的岗位做出了成绩,而且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

习总书记早就说过,年轻干部要墩苗,但要警惕那种去基层混履历、镀金、为提拔而墩苗的现象。从我们的角度看,如果是真正优秀的年轻干部,我们要鼓掌欢迎其担负重任、发挥专长;如果不是,就要经得起舆论和外界的监督检验。毕竟为政之道,首在用人,这不仅影响到政治生态、治理效度,社情民意同样密切关注。

无论如何,对于刚履新挂职副县长的年轻人也好,对于当地行政部门也好,这都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提醒:在阳光下,阴影无处遁形;如果身正,不妨摆摆事实,不怕影子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