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走不出美国校园枪击案梦魇（上）
“就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一天。”林德霍尔姆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1999年发生的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被认为是美国随后蔓延开的校园枪击案的源头。林德霍尔姆正是那场袭击的目击者之一。枪击案发生后不久，林德霍尔姆便查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她从高中辍学、尝试去社区大学上课，却发现自己依旧跨不过心里那道坎。
3月17日，一个无风而温暖的日子，已进入大学开启新生活的希妮却意外地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19岁的生命。她是去年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亲历者，她的发小闺蜜在那场袭击中丧生。
就在希妮自杀的6天后，同样经历了这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校园枪击案的16岁高二男生也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同的是，媒体没有披露这名未成年者的姓名。
紧接着，3月25日早上，49岁的杰里米·里奇曼（Jeremy Richman ）被发现死于康涅狄格州纽敦镇，警方表示死者“疑似自杀”。杰里米的女儿阿维尔（Avielle） 在2012年12月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遇害，当时只有 6 岁。
三条鲜活生命的相继离去，向世人昭示着，紧紧缠绕着校园枪击案亲历者与遇难者家属的梦魇，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远去。
闺蜜之死：难以承受之重
2018年2月14日。那一天，19岁的克鲁兹（Nikolas Cruz）带着一把AR-15步枪冲进了自己的母校——位于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道格拉斯高中，他抬起枪，开始扫射四处逃散的学生和老师们。
那一个充满恐惧和血腥的日子，对于当时18岁的在校生希妮而言，留下深刻印记的除了头戴面具的克鲁兹疯狂扫射、14同学和3名教职人员后倒下的画面，还有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密闺蜜梅多•波拉克（Meadow Pollack）的死。
在母亲卡莉看来，希妮最好朋友梅多的丧生让她的女儿一直备受“幸存者愧疚感”的困扰，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梅多和希妮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闺蜜。在一张泛黄的照片上，梅多和希妮皆身着绿色T恤、黑色运动短裤，两人笑容灿烂，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放在了一枚炮弹模型上。照片中，梅多站在左边，长发披在肩上，希妮则剪了浓密的齐刘海，那是两人童年友谊的回忆。
“我亲爱的希妮，我是如此爱你，你是我心灵的钥匙，是我最珍贵的朋友，你是我的生命之泉，对我具有无比的意义。祝你好运！”五年级的梅多在写给希妮的一封信中如此表述两人之间的友谊。
她们无话不谈又互相支持，一起参加学校啦啦队，一起穿着裙子参加舞会，一起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直到克鲁兹的枪口朝向了梅多，两人从此阴阳两隔。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本来性格开朗的希妮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同学和老师都惨死在了枪口之下，而我却还活着。”这样的想法犹如魔鬼一般，长期萦绕在希妮的脑海中，让她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过上以前正常的生活，更对教室产生恐惧。
曾经总是学校啦啦队和各种社团组织的活跃人物的希妮开始害怕教室、害怕学校，甚至害怕自己过得和以前一样快乐。随后，希妮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这一切都让母亲卡莉心急如焚，并多次希望能够带着希妮去寻求心理咨询和疏导，无奈过于难过的希妮都默默拒绝了。所幸，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妮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她开始和其他枪击案的亲历者一起参加禁枪活动。
“不要再出现”（Never Again），举着写有禁枪标语的希妮似乎开始找回了从前的自己。她考上了大学，继续参加啦啦队，练瑜伽，计划着进入医药领域去帮助更多的人，也开始渐渐展露笑容去感染他人。
但是，就在希妮似乎开始变得“正常”的背后，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亲历了好朋友死亡，只有自己活了下来的那种罪恶感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希妮。
随着佛州枪击案发生一周年纪念日的到来，网络与社交媒体上对此次枪击案的纪念，或许又重新在希妮的脑海中唤起了那段可怕的经历。
最终，无法忍受的希妮最终选择了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希妮在过去19年里书写了她自己的故事，她是一个被深爱的女儿、姐姐和很多人的朋友。”希妮自杀后，为希妮家属筹集善款的众筹网站GoFundMe页面上如是形容道。
“这张照片拍了之后的仅仅一年，两位女孩相继离开了我们。”3月21日，梅多的哥哥亨特（Hunter Pollack）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对闺蜜的合照，照片中两人穿着黑色礼服，在湖边绽放着自信愉快的笑容。
“我们对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还很缺乏，在我们的社区中没有开展足够的预防自杀教育，我们应该向需要这些帮助的人提供应有的帮助。”亨特继续写道。
PTSD，第二年或比第一年更困难
事实上，在美国，对于大规模枪击事件，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的心理干预并不鲜见。然而，这样的心理干预，往往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内。
“起初你会收到大量的支持和关爱，有人会因此走出来，有人则停在原地。”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幸存者丽莎告诉澎湃新闻，“但这些帮助会慢慢减少，人们对这件事也不再关注。你会逼迫自己向前看，向已经走出痛苦的人看，但对停在原地的人们来说，这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在经历2017年10月1日那个“惊魂之夜”后，丽莎也曾患上PTSD。但通过与家人、朋友、其他幸存者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不安，她逐渐摆脱了阴影。
丽莎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大部分幸存者在患上PTSD后都不会这么快康复，而且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陷越深。
洛杉矶儿童医院小儿科医生、校园危机与丧子之痛国家中心主任大卫·斯科菲尔德（David Schonfeld）对此解释道，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悲痛可能会持续数年，随着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人们会不断地重新处理那种丧失感。“如果你卷入了一件对你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事件，你就会受到创伤。”
并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最严重，有时候第二年比第一年更艰难。
“第一年，朋友和家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人们通常认为事件后的第一个感恩节，第一个假期可能会非常艰难。‘我只想熬过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斯科菲尔德说。但这种丧失感在第二年仍然存在，而能获得的支持系统可能就没那么强大了，这让这种伤痛更难以应对。
但在通常情况下，提供给幸存者和遇难家属的心理健康服务却很短暂。也因此，不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自发地组织或加入到心理干预的工作中。
在女儿死后，里奇曼创立了“阿维尔基金会”，旨在通过更好地了解大脑的健康状况来预防暴力并建立同情心。
瑞安·佩蒂(Ryan Petty)在女儿阿莱娜(Alaina)一年前与梅多在同一起枪击案中丧生后，创立了Walk Up基金会，旨在帮助经历过创伤后的人们预防自杀。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会有创伤、焦虑和抑郁。”瑞安说，“我们必须让家长和老师捕捉到这些迹象，并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多向孩子提问，不要等。”希妮自杀后，瑞安提醒道。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家庭治疗师 Jonathan Singer，也建议放慢节奏，多花时间与孩子和青少年在一起。仅仅是与孩子在一起，就能提供一个对话的窗口，也能帮助父母注意到孩子无法较好应对创伤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行为或情绪的剧烈变化、睡眠和食欲紊乱，以及任何带有绝望感的表现。
因儿子在31年前自杀身亡，遂发起了佛罗里达州预防自杀行动（Florida Initiative for Suicide Prevention）的杰基·罗森（Jackie Rosen）进一步指出，受创伤者包括食欲和行为在内的变化可以提供一些预警信号，这些现象包括：睡得太多或根本不睡；表现出冷漠和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或优柔寡断；远离家庭、朋友和社会活动;送出珍贵的财产，和朋友们道别等等。
“接触过身边人的死亡，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杀的风险。”专注于监测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情绪健康和预防自杀的非营利组织Jed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施瓦茨博士称，有理由认为幸存者内疚的风险增加。
大多人在经历枪击事件后都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他们可能在事情发生几天或几周内感到紧张、不安、烦躁或做噩梦，这些症状并不长久。但是，长期受困的人同样不在少数。
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目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中，约有 28% 的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约三分之一的人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
不过，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没有解开PTSD之谜，心理治疗和创造更多倾诉空间被认为是预防自杀的方法之一。
该研究同时认为，社会对枪击案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支持是减少PTSD发生的最佳途径，那些从支持中获得强烈社会团结感的幸存者最有可能从心魔中走出来。
“心理健康是一个跨党派的问题。”加州紧急事务管理主任、帕克兰的前众议员贾里德莫斯科维茨(Jared Moskowitz)敦促立法机构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多的精神卫生资源。他在“推特”上写道:“现在是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