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的20年，香港电影的北上和中国电影版图的重整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后，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历史变迁，尤其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制度性文件的签署，香港电影曾经的表意策略和文化功能，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历史性、结构性的巨大变迁。香港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内外关系，也发生了翻转，从那时起，香港电影拉开了大规模集体“北上”的序幕。

当然，香港电影的“北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多重历史背景。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化革命浪潮席卷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好莱坞的数字特效及其制造的奇观，经过《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的跳跃和累积，在1980年代前后的《星球大战》系列之后，再度广泛地收割全球的电影票房，美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的全球票房总额，也拉升到了10亿美元的门槛。

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香港电影，自然失去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内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开拓的票房疆域。迄今为止，6 000万港币都是香港本地电影票房的“天花板”，香港电影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应对数字化革命后好莱坞数字特效奇观大片的策略。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面对和接受，重新调整其在中国电影版图中的坐标和定位，集体性的“北上”是其事实上的唯一现实选择。

只是回归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内地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电影版图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跨时代的阶跃，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和迄今为止主流媒介还基本不了解的更为辽阔的众多县级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香港电影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所积累的行业经验。

所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曾经屡试不爽的各式香港商业电影类型，反而在回归后的最初十年在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碰壁。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远不如想象中那么手到擒来、一马平川。

直到2005年之后的《神话》《宝贝计划》等影片的出现，香港电影才开始稳住阵脚，并逐渐找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共振节奏。经过随后《霍元甲》《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影片的不断探索，2013年，真刀真枪地处理内地公安题材的《毒战》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真正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电影的内部结构。一直号称要“北上”赚钱的香港电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港式警匪片类型找到了突破口。

尽管还有一部分香港电影人将《毒战》的成功归于“突破了内地影片的审查限制”，但只要对中国电影稍有认识，就能充分意识到该片真正的示范意义和价值。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近20年之后，终于汇入到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和主流—近几年来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行动》等新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故事。

因此，10亿、20亿、30亿的票房蛋糕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从目前看，在完成了持续10年左右的阶段性调整之后，依托内地的巨大市场空间，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几种成熟的香港商 业电影类型，开始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不知不觉间，在中国电影票房的前300名当中，由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已占据了高达20%以上的份额。

不难发现，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叶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香港电影所积累的符合大中华区风土人情的丰富的商业类型电影经验，在内地电影票房自新世纪初触底反弹，且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迅速放量增长到600亿左右的规模。

它同时表明，如果缺乏商业电影类型的基础，中国电影妄图以艺术电影的班底无缝切换到好莱坞数字特效奇观大片的路子是走不通的。的确，在中国电影内部无法完成新老交接、新旧更替的情况下，正是依托于改革开放这一大时代式的历史背景，才改写了中国电影曾经的内外关系。毫无疑问，香港电影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注射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