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王兴怼马云的“支付宝剥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近日，美团创始人王兴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意外提到马云。“我仍然认为他有诚信问题，”王兴表示，马云在未获阿里巴巴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剥离了其数字支付业务支付宝(Alipay)，此事对中国商界领袖在全球的声誉造成了持久伤害。

这桩旧案激起了互联网上的争吵。3月28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公开回应：“阿里巴巴为当时的支付宝决定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赢得了新老股东和董事的尊重和支持。”“企业领导人的境界格局决定了企业的未来，也减轻不了自己竞争的困局。”还别有深意地配了一张饿了么的照片，暗指是饿了私下沉三四线城市之后对美团形成硬碰硬的竞争，才引发王兴的这番言论。

把双方炒架的事放在一边，支付宝分拆事件的确是中国资本市场、互联网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发生在8年前，但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江湖来说已经是前尘往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里巴巴创业初期得到了孙正义的软银等公司的投资。2003年阿里创办淘宝，软银单独注资6000万美元，成为淘宝最大的股东。此时，美国eBay在收购了中国易趣网后，在国内C2C市场上大举进攻，和淘宝打得难解难分。2005年，eBay突然逼宫，向软银要求收购淘宝，打算用资本彻底封印淘宝。在这个十字路口，马云权衡再三还是接受了雅虎的入局，雅虎以10亿美元现金外加雅虎中国的资产，换取了阿里巴巴40%的股份，成为阿里的第一大股东，这为矛盾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杨致远主政雅虎期间，基本上没有干涉马云团队的管理，但是等到2009年雅虎的业绩颓势明显，杨致远卸任CEO之后，双方的矛盾日益突出。就在这个时候，基于淘宝交易的支付宝日长夜大，作为商业支付公司的模式运行清晰，也使阿里集团得以进入之前是民营企业禁区的金融支付业。

2010年，人民银行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号令），其中对于外商投资的支付机构做出了限制性规定，这意味着有外资背景的阿里无法持有支付牌照，这也成为剥离的契机，在2009年6月、2010年8月份马云团队分两次成立全内资公司，将支付宝的资产从集团剥离出来。

当初，资本方是想通过VIE结构对支付宝公司进行实质控制，这样回避了有关限制外资的法律，形成“真外资，假内资”的局面。所谓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又被称为“协议控制”，境外的资本实体通过协议方式控制境内的运营实体。协议控制模式，最早是由新浪登陆纳斯达克时创造的，后来被应用于互联网、出版等外资限制进入的领域的资本操作。

不过，在支付宝被剥离出来之后，马云宣布斩断VIE协议，这就是最有争议的地方，这是王兴指责马云“诚信”问题的由头。当时《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Kara Swisher当面诘问马云“偷走”了支付宝，胡舒立也发文指责马云违背了企业精神。

其实当初的局面非常微妙，2011年一季度支付宝收到了央行的函件，要求支付宝对做“协议控制”做出说明，这成为决定支付宝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斩断VIE协议成为马云口中“不完美，但唯一正确”的决定。

之后，支付宝的故事大家有目共睹，在顺利解决了出生证的问题，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子支付的支柱，发展成了估值1500亿美元蚂蚁金服的庞大帝国。

而在2011年7月，雅虎、软银和马云团队达成了补偿框架协议。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信息皆大欢喜的。2018年2月，阿里巴巴宣布通过一家中国子公司入股并获得蚂蚁金服33%的股权，马云兑现了当时的承诺。这也就是王帅所说的“赢得了新老股东和董事的尊重和支持”。

江湖英雄各自沉浮，这场宏大的互联网江湖恩怨情仇，注定被人一再评论，特别是马云和胡舒立有关“中国企业家诚信问题”的当面交锋堪称经典。

胡舒立站在契约精神的高地上“讲原则”，借这起公共事件为中国人“精神补课”，用心良苦。而马云则站在企业家操作的层面，探索当年尚是民资禁区的电子支付领域，更多讲“机变”。一个国家的企业文化是“有经有权”的：不讲原则，只讲计谋，必然没有前途；只讲原则，不懂得机变，会遭遇“宋襄公式的败局”。

回首8年前的这桩公案，虽然马云遭遇道德指控，但本质上却还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的争议，也是阿里和当时最大股东雅虎的利益之争。

从事后看，如果当年支付宝不是及时剥离，摆脱外资的尴尬身份，第一批获得支付牌照，也不会踩在电商发展的风口上，短短数年获得指数级增长。剥离也符合了投资方的长远利益。而末路英雄雅虎在2016年7月被美国最大的无线公司Verizon收购时，作价仅仅48.3亿美元，最后的这把“老骨头”里面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15%的阿里股份了。

而且，雅虎公司投资的“短视”是有名的，有两大广受诟病的投资败笔。一是作为在谷歌的早期投资者，在谷歌上市之前就急急忙忙地卖掉了谷歌的股份，去粉饰当时的报表业绩，结果当真的需要业绩时已没有东西可卖。二是错过以11亿美元的低价收购Facebook的机会。

投资方有自己的诉求，创业团队也有自己的诉求。关于股权控制之争，中国资本市场也经历了不少的风浪，比如当年新浪控制权之争，致使创始人王志东辞职；娃哈哈和达能的股权、商标权争议；中芯团队的聚讼纷纭……争议的各方都希望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方。

其实，中国改革历程激荡起伏，企业家需要对僵化制度进行“合理冲撞”，而历史能给出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同时还得兼顾投资人、创业团队以及市场各方的利益，期间是需要勇气、智慧和决心的。一个企业家不能指望所以人都认为他是“老好人”，毫无争议之处，这也就是韦伯所讲的“身份伦理”。

江湖争霸不宜直接用私德来臧否概括的，特别是对中国需要对旧体制斩关夺隘的现实而言。王兴作为从校内网、饭否、“千团大战”一路杀出来的互联网大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斤斤于这场旧闻，颇让人意外——毕竟真要谈维护股东利益，阿里还是美团的早期股东——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这期《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报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公司》，为美团打足了高光；但在国内传播时，那一句题外话“我认为马云有诚信问题”却成了流量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