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社会看经济系列之三：方便面与离婚率

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事件，无不是背后有一定普遍性规律存在，其中不少，应当用经济来解释。道德谴责，可以治标，但经济逻辑，可以治本。

本系列一讲了五星级酒店，系列二讲杨超越，系列三，也就是最后一篇，讲方便面。

方便面引发的“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大战

2018年中，“康师傅”一定想不到，一份“例行”发布的财报点燃了市场的争论热情。其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康师傅”实现收益309.96亿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13.07亿元，同比增长86.59%。其中，方便面销售收入达到63.08亿元。

要知道，“康师傅”曾经名噪一时，但近年来逐渐式微。2015和2016年，“康师傅”控股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下滑41.32%和38.88%，亏损严重。而2018年，原材料如纸箱、白糖、塑胶薄膜、淀粉等采购成本均在上升，“康师傅”却“逆风飞扬”打了个大大的翻身仗，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无独有偶，“康师傅”的“同僚”“统一”发布的2018半年报也显示，上半年收益同比上升6%，净利润上涨25.4%，方便面收入增长8.0%，公司上半年收益的增长主要受惠于方便面饮料销售的回温。

而且，升温的不止方便面。做二锅头的顺鑫农业与做榨菜的涪陵榨菜两大上市公司半年报也都实现了不错的业绩增长。

脑补一下这个画面，方便面就着榨菜，嘬上一口二锅头。妥妥的“消费降级”吧！

就此，方便面引发了一场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大战。

一方说，吃得只剩下方便面，绝对是降级啊。另一方说，怎么是降级呢？有些人过去是吃不上方便面的，现在吃上了方便面，这是消费升级；方便面也在不断加价，加价了卖得更好，这是消费升级；吃方便面怎么了？吃方便面可能也穿香奶奶阿妈妮，消费升级就是消费升级。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消费，我们在杨超越妹子的文中已经表达了消费分化这个观点。在此，不会又回到这个话题说事儿。

而这场始自方便面的争论显然也竟然陷入了道德困境。一方指责另一方罔顾事实靠假想定义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也这样指责这一方。不过，与五星级酒店事件及杨超越事件一样，或者不能只是一个道德大棒就可解释的。

究其根源，不如看看“人口”困境？

“独角兽”与“单身狗”

单纯一个方便面，确实不能说明消费究竟是在整体升级或者降级。

请一起来看看去年也热火朝天并也曾陷入“消费降级”风暴眼的，拼多多。

和“康师傅”们一样，过去一年，互联网公司和“独角兽”们并不好过，而拼多多却“逆风飞翔”，实现了用户的大幅增长。很多人说，拼多多是“乡村大妈（大爷）风”。然而，从数据看，使用拼多多的24岁以下人群占39%，25-30岁占33.9%，相当年轻化。而从地域看，一二线城市居民占41.2%，虽不及淘宝的45.7%，但与唯品会的41.2%持平。而且，2018年新增用户中，排名第一的城市是北京。大家的消费能力怎么样？2018年双11至今，拼多多卖出一百多万台新款iPhone。

再来看一个行业，外卖。从2011到2017，外卖行业增长8.4倍，2017年外卖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大关，相关分析预计2018年将超过2400亿元。2017年用户规模突破3亿人，2018年预计达到3.55亿人，外卖用户近乎与淘宝用户相当。其日订单量近3000万，每天至少有一成用户点外卖，消费频次3年翻3倍，客单价3年涨10元。其中，20-30岁的人群贡献了65%的订单量，35-45岁人群客单价最高。并且，外卖已经开始从送餐“进发”到送一切。外卖场景不断丰富，用户年龄段不断拉宽。外卖成为三大饮食方式之一，且市场规模的上探空间依然很大。

有人说，这一下方便面一下拼多多一下外卖的，看得人都饿了，但到底想说啥？

2018年有一个“中国制造”的节日举世瞩目。这一天的成交额，由零点开始，约2分钟突破100亿元；约1小时突破100亿美元；1小时47分27秒突破1000亿元；当日总额2135亿元，同比增长26.9%。

是的，这是天猫网购的数据，这个节日叫做“光棍节”。

从“到家”饮食，到“社交”消费，讲述的不是单单消费升级或降级的故事，而是背后的社会关系逻辑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正如阿里创造的节日名称，人们越来越“宅”，单身浪潮正在袭来。

“独角兽”讲述的，是“单身狗”的故事。

单身并痛并快乐着

2017年，西南证券的一份婚恋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单身人口近2亿，正面临第四次单身潮。2019年初，国金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单身人群已达 2.2 亿人，占总人口 15%左右。未来，人口将会更向大城市集中，而且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单身。

很多人将之归咎为男女比例失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数量为139538万人，男性7135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1.13%；女性人口681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48.86%；2018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男性妥妥比女性多出三千多万人。

单身人士的男女比例失调也很明显。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206:100，全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70、8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同时，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

但这种“归因法”或者并不确切。

民政部发布2018年4季度报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同比下降4.9%；离婚登记人数为380万对，有些地区，如北京，粗离婚率达到48%，几乎让人感觉是一年中结的人离了一半。事实上，这是自2013年以来连续5年结婚率下降。

可想而知，生育率也在下降，二胎全面放开三年有余，此前预测的出生率“井喷”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回落”了。2017年出生人口数1720余万，同比减少60万多，2018年全国活产数减少250万人，生育率创建国以来新低。

就这样不结婚、不养孩，经常在家叫外卖吃泡面闲时拼多多过“节”上天猫，生活状态保持“佛性”流行箴言都是“小确丧”，大家到底都怎么了？

低欲望社会

日本的后泡沫经济时代开始，有一种现象，被称为“低欲望社会”。提出者是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

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不仅是中老年人受到了沉重打击，年轻一代也迎来了巨大转变，具体而言，他们失去了上进心和进取欲望，变成“三不主义”，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

在一个“低欲望社会”中，生育率持续走低，人们不想再更多担负生育、养育的责任；年轻人不愿意承担风险，对于背负沉重的房贷等独立购屋意愿下降；年轻人也不愿意吃苦，甚至宁可降低成功欲和物欲，大概是“我宁可不要，就是不想太累”的意思；老龄化社会来临，而老年人则对未来感到不安，认为政府是不能信任的。当前尚且还好，长期发展下去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拼命储蓄，不愿消费。

这种情势下，社会流动性进一步紧缩，对经济自然呈现负面影响。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储备金，但消费低迷，即便政府推出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如安倍的“三支箭”，依然难以激活市场。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草食性男子”，他们白净清秀友善温和腼腆害羞，在感情关系和人际交往上被动，不擅长与异性接触，但能够与异性谈粉红漫画和逛街，和异性独处时能做到绝对的人畜无害。

社会上也出现了“茧居族”，根据日本专家的定义，就是由于各种因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减少，不接触自家以外的生活空间之状态。典型症状是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日夜颠倒的睡觉、看电视、玩游戏。

还有超过二十岁但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 “单身寄生虫”，以及热衷于亚文化、尤其迷恋动漫的“御宅族”等。

熟悉吗？

“滞胀”到“分化”到“人口”问题

当然，中国社会并没有进入“低欲望社会”，我们有我们的韧性。

但是，一些前车之鉴，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有趣的是，美国最近也在讨论一种号称“性萧条”的现象。美国青少年怀孕和生育率掉到了当代峰值的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是当下人们对身体亲密关系持退避态度的一个表征。而其中缘由，虽无定论，但普遍认为，巨大的经济压力，飙升的焦虑感和脆弱的心理健康等，或是主要原因。

多项对中国“不婚”“不育”群体的调研中，也都发现，经济压力大，是其中一项较重要的共性性影响因素。另外一项因素是社交能力的低下。

无论从日本或美国都能够看到，经济繁盛之初，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会对社会消费起到极大拉动作用，但随着泛金融化和泡沫高企，其作用会变得反向，挤出消费，成为经济成长的阻碍。这时候，社会中的人群往往要承受一些“难以承受之痛”，包括经济的重压和精神的焦虑。更不要说社会收入分化变得急剧带来的物质精神双重压力和无力感。所以，逃避也没有什么可耻，而且可能也有一些用。人们社交的能力和意愿都下降，追求欲望的能力和意愿都下降。

而这些因素，我们在“滞胀”困境和“分化”困境里也都能够看到。因此，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人口”困境。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近些年来，社会消费增速处于下行通道中，或就和劳动要素增量回落有关，潜在增长率或已经过了高峰。未来，“少子化”社会进一步滑向“老龄化”，带给经济的压力也将更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单身男女们的消费喜好在发生转移，未尝没有消费升级的亮点。而新技术带来的突破，可能也会抵消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影响。

但始终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社会现象形成逻辑。

“人口”困境中有意思的还有，当经济压力带来了社交下降、欲望降低和人口减少，社交下降、欲望降低、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带来了经济压力。而且，当经济困境带来心理压抑，即使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心理压抑仍会长期存在，从而影响社会结构和习惯，对经济形成更长期的影响。

后记

2018年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就像是花总与黑心的五星级酒店，就像是杨超越和王建国们（王建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像是方便面和离婚率（方便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像是花总、杨超越和方便面，他们自己一定也想不到，他们互相之间有这么深刻的联系。

因为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代表、一种折射。他们既然能够“华丽出场”，就绝对不是凭空出世。

中国经济遇到了什么？正如这三个故事所说，遇到了三个“两难”，一是货币政策是涨还是缩的两难，二是社会分化带来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两难，三是经济下行趋势与人口结构改变的并行压力两难。

怎么办？

无论是美国“滞胀”或日本“低欲望社会”阶段，减税都是重要解决方案之一。我们目前也正在这样做；技术进步也会带来经济发展的突破。我们也正在进行布局。

美国和日本能够走出他们的“困境”，都殊为不易。相信我们会拿出更大的魄力进行结构性改革，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多听一些絮絮众语，多想一些千丝万缕，多做一些敦本务实。

社会“现象”就像是社会的一种呐喊，不能随便被当作无病呻吟。找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至关重要。道德谴责，可以治标，但经济逻辑，可以治本。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