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

在目前热映的王小帅导演的影片《地久天长》中，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让本来亲密的两个家庭背负悔恨，彼此疏远。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家中独子之死更让丧子家庭痛不欲生。在失独父母的眼中，“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

英国丧亲心理辅导师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对这种痛苦深有体会，她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去世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违反了自然规律。我们向来认为，孩子会埋葬我们，而不相信自己会埋葬孩子。丧子之痛会让你和生活的关系彻底颠倒，好像整个未来都随着孩子离开了。”丧子家庭需要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可是，不论是丧亲者本人还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会认为死亡是一种禁忌，因此常常闭口不言。茱莉娅在三十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也认识到，真正伤害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不是悲伤带来的痛苦本身，而是人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在痛失至爱当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在于来自他人的爱。她的首部作品《悲伤的力量》一书的主题就是“面对死亡”，在书中，她记录下了她和案主面谈的细节，用一个个故事来揭示丧亲者一步步找到方法忍受痛苦，学习带着痛苦活下去，从而治愈自己的过程。

无论是电影中失独的父母，还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被迫面对死亡，这种失控感和无力感和21世纪的“医学可以治愈我们；如果不能，足够的意志力也可以”的信念相违背。除了如何直面死亡、抵抗悲伤这一难题，我们还与茱莉娅探讨了两会期间登上微博热搜的“全民死亡教育”问题，以及如何与将死之人认真告别、不留遗憾的问题，她也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对临终医疗干预和安乐死的反对态度。

英国丧亲心理辅导师、《悲伤的力量》作者茱莉娅·塞缪尔

言说死亡：“比起讨论逝者，不讨论带来的伤害更大”

界面文化：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走上了丧亲心理辅导师的职业道路？

茱莉娅·塞缪尔：我的祖父母参加过一战，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亲人去世，我的两个叔叔都死于战争。那两代人感受着战争的威胁，整个国家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人的动力就是活着和繁衍，在那种情况下，大家没有心理空间或者心理容量来敞开心扉。我的父母都在很年轻时就痛失亲人——我母亲25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哥哥、姐姐全部都去世了；我的父亲也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但他们对亲人的死亡只字不提。我成长的环境中有这些逝者的照片，但大家从来不讨论。我觉得这对他们的情感产生了影响，我认为，比起讨论逝者，不讨论带来的伤害更大。

我这一代人所拥有的奢侈就是不再受战争威胁，我们获得了情感上的自由，可以询问问题，可以诉说恐惧，可以讨论情感，这些都是我的长辈们无法做到的。在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年轻一代拥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感性的思考。只有时间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在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我想和她谈谈她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每次提到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她读了我的书以后，她也还是会转移话题。在让人谈话方面，我可以说是专家了，可我从来没做到让她讲这些话。

茱莉娅·塞缪尔

界面文化：你指出，“真正伤害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不是悲伤，而是为了逃避痛苦做的事情。”这句话指的也是回避讨论死亡所导致的悲伤吗？年轻人应该如何与长辈讨论死亡？

茱莉娅·塞缪尔：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于死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应对机制和文化应对机制。如果一代人的应对机制就是不讨论死亡、不讨论感受，关上心门，继续生活，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感到很艰难。孩子会不断地针对这一问题发问，但如果你强迫他们，他们会更不愿意讨论逝者或死亡。

可是，年轻人也有比较隐晦的方法。年轻人不要直接问他们感受如何，而是可以问长辈，你可以给我讲讲祖父的故事吗？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的情感逐渐显露，也可以让他们试着说一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种方式是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如果大家都不想坐下来聊自己的感受，那么可以试试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劳动中有一种释放，这个情况下人们会坦诚得多。

界面文化：一些人会不忍心对失去亲人的朋友谈起逝者或死亡，以避免勾起对方的伤心事。你认为这是应该的吗？

茱莉娅·塞缪尔：人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一是这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尽头，让我们想到自己的无助，我们不能扭转死亡，这让我们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人们会觉得避而不谈会比较明智，好像失亲者不是在一直思念着逝者，只是当你谈到时才会想到一样。但实际上，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失亲者都会一直想着逝者，并为其离开而悲伤。

所以朋友能做的事情，就是认可这一事实，并且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不要告诉他们怎么想，也不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失亲者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谈论这件事，但作为朋友，你应该一直关注他们的需求。

界面文化：中国这么多年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的失独家庭令人格外心痛，最近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讲述了一对失独父母跨越二三十年的悲痛。你参与创立了英国儿童丧亲基金会，你的经验中是否有什么可以借鉴？

茱莉娅·塞缪尔：看到自己的孩子去世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违反了自然规律。我们向来认为，孩子会埋葬我们，而不相信自己会埋葬孩子。这让你和生活的关系彻底颠倒，好像整个未来都随着孩子一起离开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情况就更加可怕了。这些家庭需要很多帮助、共情和理解，因为你不可能改善这种情况。昨天我听一个失独家长说，大家不断告诉她要坚强起来，继续生活，可是她实际上想要的是人们认识到她的所失和她的困难，她不需要人们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人们感到无能为力，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一些能够让对方感受好一些的话。但其实，倾听那些丧失孩子的父母，听他们说自己的困难和感受，就可以帮助到对方——这就是倾听的力量。

我的经验告诉我，悲痛是使人孤立和孤独的。如果你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父母死亡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你需要依靠友谊，为自己找到可以充当家人的朋友，只有他人的支持才能让你继续生活下去。我这本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不可能全凭自己一个人渡过难关。你需要其他人的爱和支持，你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朋友，只需要两三个亲密的友人，他们可以让你感到自在，可以倾诉悲伤和忧虑。

界面文化：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从中小学生开始开展死亡教育。在英国有类似的死亡教育吗？你认为死亡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茱莉娅·塞缪尔：英国没有死亡教育，但我认为这是必需的。死亡教育解决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进行关于死亡的对话”。你问一个十岁的孩子，听到“死”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疑问？他们会问“死是什么样子的”“死人去了哪”“棺材是什么”，你要做的就是诚实地回答那些问题。这很重要，因为孩子会脑补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脑补的内容会比实际情况更加糟糕。一定要告诉孩子们真相。人们常常会对孩子说“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离开了”“没有了”，这些话对小孩来说可能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他们天天都丢东西，可以后还能找到——我们必须用非常现实而精确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死亡。

一个孩子第一次面对死亡，或许是因为看到一只死去的鸟儿。我们说“鸟儿死了”，那就意味着鸟儿不会再动了，它不会再有任何感受，再也回不来了，这个状态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第一次向孩子解释死亡的机会。

抵抗悲伤：悲伤是一项苦工，伤口不会自动愈合

界面文化：在《悲伤的力量》这本书中，你把悲伤分为失去伴侣、失去父母、失去手足、失去儿女、面对自己的死亡这几个部分。不同人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悲痛的感觉会有不同吗？

茱莉娅·塞缪尔：我不认为不同人的去世会带来不同等级的悲痛，每个人的去世都是独特的，并且有自己的复杂性，但是有些种类的死亡比其他种类更加复杂——比如年轻人的夭折比85岁的人的死亡更复杂；车祸、火灾、自杀等突如其来的死亡也更复杂，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说再见；亲眼目睹一个人的痛苦和去世也相当复杂。所以死亡有不同的层次，让人感到悲痛难以排解。

我这里所说的“复杂”，指的是悲伤更难结束，有更多未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假设你的祖父度过漫长的一生以后，安静平和地在床上去世，这是我们预期的死亡方式；但如果你儿子骑着自行车被汽车撞死，那就会复杂得多，而且会留下无数的疑问：我为什么要让他骑自行车？这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死的时候痛苦不痛苦？失去了孩子，我的生活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很多问题是根本没有答案的。我的很多工作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并且能够接受这一事实。

界面文化：人们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茱莉娅·塞缪尔：悲伤有自然的纾解方式，很长的时间当然是一种治愈的方法。我认为就像我的书名（Grief Works）一样，悲伤是苦工（Grief is work），如果我们承担它，它就能为我们效劳。如果你不做心理工作，可能五年以后还是会为一个突然的、创伤性的死亡而感到极度悲伤。伤口不会随着时间自动愈合，你必须同时一起工作。研究表明，有15%的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没有解决的悲伤。

有15%的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没有解决的悲伤

界面文化：所以，悲伤怎么样才算是得到解决了？

茱莉娅·塞缪尔：如果一个人有活力地活着，爱着别人，感受到快乐，我认为那就是与悲伤和解了。亲人的去世总是伴随着悲伤，而“解决了悲伤”，就是不过分为过去束缚，注重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这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忘记了悲伤，他们在忌日的时候也会感到难过。可是，如果总是向后看，觉得遗憾，总是想着逝者生前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解决悲伤。

酗酒、吸毒、把自己弄得很忙碌，都是没有解决悲伤的表现。出去做点事情当然是要的，但是忙忙碌碌，没有任何时间去感受、反思和哀悼，也不是对抗痛苦的可靠方法。那样，痛苦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出现，彻底将你击倒。

有的人会觉得，亲人去世了而自己居然能够感到开心，这是令人愧疚的。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逝者在看着你，你需要展现出悲伤，展现出你是多么爱他们、想念他们。我认为你需要把逝者放在心上，有的时候在你心灵的前端，让他们成为你的一部分；但有时候你要把他们放在后台，让你继续快乐地生活——这两者是可以兼得的。

界面文化：能否解释一下你提出的“力量支柱（Pillars of strength）”的概念？在书中你提到，与逝者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表达悲伤的方式、时间、思想与身体、界限、结构、专注力这八个方面是支持我们、让我们重建自己生活的最关键的精神构件。

茱莉娅·塞缪尔：人们感到悲伤时，总是会把自己的感受形容成“心上破了一个洞”，一个巨大的空洞和裂口。很多时候人们试图用酒精、毒品、忙碌来填满这个洞，让它不再那么痛苦。我认为更加有用的方式是“力量支柱”，就像支撑住一座建筑物一样把你支撑住，帮你抵挡住内心痛苦的来袭。要知道，悲伤就像是天气，你可能走在大街上，突然暴雨将你浇个透湿。如果你形成了一定的习惯，拥有适当的心态，你就可以抵挡住悲伤的暴风雨。

这些支柱当中有三个是最重要的：首先是你和自己的关系；其次是你如何认识和死者的关系；然后就是你的思想和身体，思想和身体是一体的，你必须进行身体的锻炼来让自己身体复原，抵挡痛苦。我们在悲伤时，整个自主神经系统兴奋，产生恐惧感，大脑警报响起，释放出让你感到非常警觉和紧张的荷尔蒙可的松，我们的大脑无法处理信息；而锻炼身体可以提高多巴胺，与这种情形进行对抗，减低你的受压程度，你就可以更加镇定地思考和消化失去亲人的事实。

很多时候人们试图用酒精、毒品、忙碌来填满心上的洞

认真告别：“对将死之人最重要的，是他们被人爱着也爱着别人”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不同的人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焦虑状况不一样。从你的从业经历来看，怎样的人面对死亡会比较坦然？

茱莉娅·塞缪尔：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被人爱着，也爱着别人。行至人生终点，一个人关注的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多么声名显赫，不是获得多大的成功，而是有人爱他们，他们也爱着别人。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遇难者从燃烧的大楼里和即将坠落的飞机里给家人打电话，遗言都是“我爱你”，全部都是爱。关于爱与被爱的对话，可以安抚将死之人，让人们能够直面死亡。

在我的经验当中，人们的性格会被死亡放大或加剧——平时经常生气的人，面对自己的死亡会更加生气；如果一个人平时悲伤，濒临死亡将会更加悲伤。能够帮助将死之人的，就是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想要死后怎么办。但大多数人遇到的是“不要讨论这个，这太难过了”，这种说法会让将死之人感到更加孤独和痛苦。

界面文化：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作者、美国哈佛公共健康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谈到了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治疗的问题，他指出，尽全力救治也许不是最正确的做法。你作为一位心理专家，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茱莉娅·塞缪尔：我同意。死也有好的死亡和坏的死亡。当你意识到医药和科学无法成功，无法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反而是在消耗你的生命的时候，或许就应该放弃治疗。比如说你得了癌症需要化疗，生命很短暂，这个时候就要权衡化疗的风险和好处：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你是要承受化疗的副作用，还是拒绝接受化疗，更加平静健康、更着眼于当下地度过？如果接受化疗而只能延长几个礼拜的生命，那么后者也许要好得多。

我认为，病人在医院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英国一项调查显示，80%的人希望的死去方式是在家中自己的床上，被所爱之人环绕。如果你想要这种死亡方式，那就意味着拒绝医疗干预。当然，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做出这种决定。医生们当然会提供很多医疗干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告知你亲人将要死去，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对话很艰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院里去世就是不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自己想要怎样死去。总而言之，好的死去方式是平和的，亲朋好友陪伴在身边，有机会彼此告别。可是，医疗干预常常无法提供这些。

好的死去方式是平和的，亲朋好友陪伴在身边，有机会彼此告别

界面文化：也许家人还是会选择医疗干预。

茱莉娅·塞缪尔：没错。可是以我的经验来看，选择医疗干预的家人事后往往会后悔。他们会回想：我的父亲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痛苦；他的鼻子和嘴巴插满了管子，周围都是机器；他失去了意识，他醒过来时意识完全模糊；也许我不该让他使用呼吸机，而是让他回到家中，让他不感到那么害怕。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待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对于亲属来说会带来更大的悲伤吗？

茱莉娅·塞缪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目前反对安乐死，很多人支持安乐死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想要以这种方式把死亡简化。如果一个人的意识是清醒的，他们总是可以自杀的。我也曾经为选择安乐死的家庭做过工作，他们把家人带到瑞士安乐死，在帮助家人安乐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这种悲伤要比让家人自然死亡复杂得多。在我经验中，选择安乐死的家人事后会很痛苦，对于家人来说，做出安乐死的决定会像是谋杀。

另一方面，安乐死也有保护措施的问题。 将死之人可能会迫于压力选择安乐死——从“可能”安乐死到“必须”安乐死——我们不能确保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都是真正自愿的。

界面文化：是否有一种和即将死亡的亲人的相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想起来没有遗憾？

茱莉娅·塞缪尔：和将死之人对话，讨论他们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想要如何死去，会让我们在亲人去世之后遗憾更少一些。另一方面，创造在一起的记忆也很重要，你可以拍很多照片，可以用录音设备录下你们之间的对话，建一个资料库，在亲人逝世以后翻看重听，从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