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产业升级中的“短工化”和“招工难”

笔者3月6日走访了由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主办的2019年春季“汽车/机电工程/机械及装备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搜集的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在佛山市政府才网登记的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用工需求总量将近9000人，而求职者供给总量不到500人。虽然不排除企业通过现场招聘或者学校招聘等其他方式招工，但是这样悬殊的需求-供应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困境。

2004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用工荒”问题，普通农民工的工资持续上涨。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农民工名义月工资从1340元增长到2290元，年均增长率17.7%；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也表明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从2010年的2215.7元增长到2013年的3248.6元，增长率为15.5%。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这是劳动力市场的重大转变，使企业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早在2010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绝对减少，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充足，缺的是“合适的”劳动力，因此企业的“用工荒”并不是劳动力的绝对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

笔者过去十年一直观察和研究农民工问题，认为相比于农民工数量上的绝对短缺，结构性短缺更需要重视，尤其是知识技能结构和年龄代际结构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可持续、有竞争力地发展影响巨大。

产业升级中的知识技能短缺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人口红利总是要彻底消失的，当普通劳动者工资迅速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将会丧失，因此要维持经济增长必然要求资本替代劳动，即应用新技术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因。因此，国务院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在落实这一系列新发展理念和战略中，中国制造业的转型路径逐渐明晰，即通过以“机器换人”和工业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改造来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以珠三角为例，东莞市政府设立“机器换人”专项资金，从2014年起，每年出资2亿元，连续三年共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最高补贴比例可达设备总额的15%；佛山市政府在2015年制定了《佛山扶持企业推进机器换人实施方案》，每年出资5300万元用于企业开展机器换人，企业购买成套自动化生产线和生产系统改造的，最高可获100万元的补贴；2018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要新增应用机器人2万台左右，推动3000家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引导8000家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从微观层面看，“机器换人”给生产车间带来的变化具体体现在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成为生产的主角，导致企业大幅减少普通操作工的数量，并催生出对技能型工人的巨大需求。

以笔者访谈中了解到的一家工业机器人本体生产企业的电机轴生产为例，“原来需要三四个工人，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分工操作，而在采用机器人后，只需要一个工人做生产线的看管维护与保养，但是对这个工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提高了，他要懂铣打机，要懂车床，要懂磨削工艺，要懂电气联调，还要懂机器人，这是一个综合化和高端化的技能要求”。

但是当前制造业的劳动力主体是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而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30.6%。

而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都不是从专门学校或是职业培训中学得的，而是自己在劳动中获得的，主要获得方式有“本人自学，边学边干”（29.9%），“自己拜师傅学习”（24.6%），“通过亲戚，朋友或老乡教的”（14.5%）——即近七成的农民工是通过这些非正规的培训方式获得技能的，而通过企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或政府组织的正规培训获得职业技能的总计比例仅有31%。

由此可见，在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升级的趋势下，农民工知识技能水平很难适任新兴的工作岗位，导致出现企业用工荒与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甚至失业并存的现象，这种基于知识技能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工业机器人行业工人的技能形成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培训、职业学校教育以及商业培训机构三种途径，在这样的技能形成体制下，农民工要实现“再技能化”并不容易。

同时，当前工业机器人行业技能形成体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比如企业内部培训面临着培训出来的技能工人跳槽或被挖角的风险，导致企业进行技能投资的意愿不强；职业技术学校也受到硬件投入不足、设备利用率不高、师资不够、没有专门教材等各种问题的困扰，使得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后动手能力弱，需要进行二次培训；商业性培训机构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而会出现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高昂的学费也会加重工人的经济负担，这些都会削弱工人参与培训的意愿。

农民工的老龄化与“短工化”

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前年来中国调研时很惊讶地跟我说，怎么现在建筑工地上都是五十岁左右、甚至六十多岁的建筑工人，很少看到年轻人。而在制造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年轻的女工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的重要对象，但近年来不管是媒体的报道，还是笔者的调研都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工厂里农民工年龄的提高与男工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厂里。

作为吸纳农民工最多的两个产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年龄结构的变化侧面反映了农民工正在老龄化的现实。《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不但是年龄结构的改变，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也呈现出代际差异，这可能对企业用工带来的影响更大。2010年接连发生的富士康工人自杀与南海本田工人停工事件将新生代农民工带入公众视野，也启发了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他们会对中国的劳资关系与社会治理带来哪些冲击与改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跟第一代农民工有着很不一样的生命生活体验，比如说他们基本上告别了农业生产活动，而且是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职业发展有更高的预期，不太愿意忍受传统制造业工厂那种枯燥乏味、管理严格、工资又低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对互联网的熟练使用让新生代农民工得以便捷地获取法律法规知识，因而增强了维权意识，而且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组织动员，发起集体行动。

对企业来说，因年龄代际原因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在工厂工作、生活的要求提高，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受了委屈立马用脚投票。笔者近期在企业调研时也时常被告知现在的工人不好管理，对他们来说多个三五百的工资好像并不在乎，不高兴了就走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也揭示出“短工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就业趋势，他们大多“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

另一方面，不同于因“机器换人”而被挤出制造业工作，愈来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和大神”。笔者去年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调研，发现尽管周边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招工，但这些“大神”们根本不愿意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神”说这些厂“没有最黑，只有更黑”。当时一家电商物流公司正在招仓库搬运工，通宵12小时260元，负责人一边招呼一边收身份证。对“三和大神”来说，这就是坊间盛传的“做一天玩三天”的工作。

客观上看，新经济的发展确实为农民工在制造业之外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快递小哥、外卖旗手、网约车司机等工作看起来时间自由、工作灵活、收入也不低，据报道全国外卖骑手高达700万，全职工作的不下百万，骑手们工资七八千，这跟制造业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贵”对比起来真是强烈的反差，凸显出中国制造业长远发展的困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家已经在制造业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体系，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最低工资等对农民工的保护措施覆盖面较大，但是在新经济行业，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亟待依法规范。

总的来说，在生产全球化与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东南亚后发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双重挑战。制造业作为大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角力场，中国不可能错失这一经济与科技发展机遇，唯有通过转型升级来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正确分析和务实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政策层面不但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缓解老龄化的趋势，从数量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要多管齐下改善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通过优化技能形成体制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并采用市场化的激励手段吸引新一代技术技能工人投身制造业强国建设。

[作者许辉系弗里得里希·席勒（耶拿）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