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构建全球最大经济“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公布，让人们又开始重新回顾起全球发达经济体区域湾区的历史，但这种梳理历史的视角太小了，当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几乎同时推进的5G并联观察时，就会发现，中国根本不是在延续历史上的“湾区”，而是进入一个构建全球最大经济湾区的进程之中。

完全聚焦于中国工业门类的齐整和众多工业品的全球产量第一只能带来一种粗糙的规模感，难以看到这些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底层的、结构化的经济竞争力。组织范畴内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限制了这种分析方式的使用，其实它同样可以在国家这样的经济体层次上使用。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工业在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方面已经拥有强大优势，这是全球工业板块持续向中国转移的深层动力之一，而这两个经济性也决定了全球经济体工业的空间分布结构。

当下，世界工业布局纷繁复杂的波动，不仅没有证明中国工业引力的减弱，却正好反证了中国工业的轨道稳固性。如今，有些发达经济体开始从中国回撤其生产能力，以弥合它们所谓的因生产与研发分离所造成的知识流失，但真正的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这并不是生产环节的可移动性所能解决的。生产环节向发达经济体回撤并实现研发与生产的一体化造成了新的问题：撤离生产环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中国撤出，而是从全球最大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上撤离，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推高了相关国家的整体经济成本。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还有发达经济体计划用机器替代生产环节中劳动力。这是工业成本减重的一种设想，我们可以看到，在机器替人背后，是发达经济体大规模的跨国劳务输入。发达经济体理论界一直浮现的经济再洲际化，无非是在欧洲或北美或者将欧洲和北美加起来，在更大经济规模范围内寻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实现对中国规模经济性与范围经济性的对冲。

但这几种方式并没有解决发达经济体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

把中国定义为世界工厂是非常偏颇的，这种观点认为工业意象所对应的工业知识的供应端并不在中国市场之内，因此才顺延把可移动的生产能力认定为当下最为流行的工业基础设施，这是非常幼稚的。目前，交通网络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工业引力，并已成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最大物理形态的工业基础设施。说得更直接一点，交通网络就是促生市场的宏观工具，中国用自己独有的交通网络把工业市场化了的同时也把市场工业化了。

将最先进的交通方式和最大规模的交通网络仅局限在中国境内的方式限制了全球的想象力。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空网络，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效率的提高和交通成本的降低，它还大大压缩了亚欧大陆的东西距离和南北距离，使得欧亚大陆这个最大的地球岛第一次大幅度变小，中国也缩短了它直达世界诸地的距离。从交通的“超导性”上说，大规模的高速交通网络使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海岸带国家，这也是中国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地理中，成长为一个全球最大经济湾区的直接原因，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交通会给全球带来这样的变化。

世界级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分销能力、消费能力让中国成为工业时代最大的工业事件，这也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道路的内因。粤港澳湾区规划不是一个空间的规划，它更像是一个时间或者时代的宣言，那就是真正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真正的“后工业时代”不是知识生产与工业生产在不同国别之间的分工，而是知识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完全社会化，知识生产与工业生产是相伴随的。

如果说5G以前的通信时代造成了信息的空间穿越或者压缩的话，在技术支持下，中国率先推进的5G通信将会在全世界造成新的空间升维。5G的连接密度可以达到100万个/平方公里，能有效支持海量物联网设备接入。因此，5G通信网络一旦建成，就意味着整个中国连人带物都将全部进入互联时代，整个社会行为和社会知识的流动直接叠合在一起，社会中的人和他们的物品都成为了知识的创造主体，社会与知识的伴生关系也就被完整地构建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在5G时代，5G已成为组织社会集体智慧的工具，而人与物的活动则是一种决定性的生产要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与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为核心的人口红利脱钩，并迎来由社会全员和被连接物共同创造的规模巨大的创新红利。如同中国拥有全球最好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一样，5G也将让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知识创新密度，它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全面的确定性工具，也是我们的经济升维工具。5G把中国经济完全提升至一个几乎没有外围的拓扑结构中，而这个拓扑结构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电子湾区。对中国经济来说，这个拓扑结构既是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形态，也是与之相对应的物理生产要素的管理和协同机制。

所以，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升级绝不是简单的城市集合群的重装，它是与5G所带来的拓扑结构的呼应，中国正在建设的二十多个超级城市群都将是构造这一经济拓扑结构的组成部分。

当巨大的生产要素洪流在中国涌现的时候，空间形式的主要任务是支撑并再创造这些要素洪流，而支撑和再创造这些要素洪流的能力就表现在，我们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共时这些生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城市群、高速交通网络、社会知识创新机制、工业生产能力甚至于社会消费，都是中国经济的空间形式，它们将共同创造出全球最大面积的共时时间，当然也会创造出全球最大体积的“流空间”。生产要素流入流出的速度越快、成本越低，生产要素的可被创造性就最强，这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空间形式支撑下，“中国湾区”对全球经济的最大引力。（罗清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