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的“软肋”与“武器”
作者：查沁君
编辑：申学舟
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创作体系内持续地拍摄艺术电影作品，另一方面是在舆论环境中持续为艺术电影发声。这使得王小帅作为导演的个人品牌累积，不仅来自其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作品，还来自于行业声望。而这种个人品牌在商业社会里亦具备其独有的价值和能量。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你会希望某些东西可以天长地久，当我们拥有爱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好的爱情能海枯石烂永不变，友情也是。但在漫长的时间里，总会有一些变化，不可能如你所愿。”
这是电影《地久天长》的灵感萌芽，也是导演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重复最多的一段话。在柏林斩获最佳男女演员两座银熊后不久，这部电影宣布国内上映，定档3月22日。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地久天长》以6.6%的首日排片创下王小帅电影的历史新高，截至发稿累计票房2848.9万元，豆瓣评分8.0分。
《地久天长》剧照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一部，他希望关注中国大时代变迁下的小人物。“如果不能将过去几十年来，国家现实以及人的处境的变化展现出来，是不可原谅的。”王小帅对《三声》说。
在此之前，他的《青红》、《我11》，以及《闯入者》作为“三线三部曲”为人所熟知。对三线故事的历史追溯、对故乡身份的反复追问，以及时代变迁下个体沉默的抗争，成为这一时期王小帅电影中极具识别度的独特标签。
仅从内容层面，同时代娄烨的电影极致、贾樟柯的电影粗粝，但王小帅在电影形式与风格上却更为中规中矩。他希望电影中的情绪能够悄无声息，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
电影之外，王小帅则多以严肃电影捍卫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乐于为艺术电影发声，甚至对电影审查也有过评价。四年前《闯入者》上映时，他曾为增加排片而呐喊：一面感叹“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一面请求“我的观众，请你挺我”。
“做艺术电影，就像用鸡蛋碰石头，即使千千万万个鸡蛋都碰碎了，我也相信，只要鸡蛋多了，总有一个鸡蛋，有一天会碰撞出一个崭新的生命。”他说。
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创作体系内持续地拍摄艺术电影作品，另一方面是在舆论环境中持续为艺术电影发声。这使得王小帅作为导演的个人品牌累积，不仅来自其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作品，还来自于行业声望。而这种个人品牌在商业社会里亦具备其独有的价值和能量。
“沉默的抗争”
《地久天长》被影评人评价为王小帅最有野心的作品。
他的“野心”在于：两代人、三个家庭的命运浓缩在三小时内，并与中国三十年社会变迁的起伏跌宕形成映照，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下岗潮、失独、出国热等都成为其中的时代关键词。
“中国人寻常的生活轨道是结婚生子、在工厂上班、养孩子、到退休。但人生无常，在某个节点可能突然偏离原来的轨道，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而个体命运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必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变迁。比如电影中的夫妻俩，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恰就是下岗。”
这是王小帅对于电影最初的构思，而真正为其增添悲剧色彩的是“失独”的设定。
2015年国家开放二胎政策，这给了王小帅灵感。“我们其实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社会变革和人生经历，即一家三口的组成，几代人慢慢就习惯了。如果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孩子，这个事是不可逆转的。”
《地久天长》剧照
在这一背景设定下，《地久天长》围绕家庭亲情这一人类共通核心元素唤起共情。但王小帅同时也强调了自己无意煽情：“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的一段生活。”
在这段好长的生活中，刘耀军与王丽云是在历史变革中被剥夺受伤的个体，他们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中国工人，沉默而隐忍。
这种“沉默的抗争”与“内在的张力”，也能在王小帅的其他电影里找到依据。“像青红和二弟，他们的态度就是‘我活着’、‘我不跟你们说，你打了我一巴掌我不还手’。”这种对生活的抗争更像是一种“独善其身”，他们无力改变其他，只有在自我的世界中固守坚持，外人看来他们是沉默的，因为对于自我之外的世界，他们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王小帅对这种沉默反抗型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虽然他们每个人物在电影里的行为能力不强，但我强，我没有设计让他们在具体行为上事事报复，但他们那个劲儿，失语之后在自己的宇宙里保持人的尊严的劲儿，都有一点他们的性格。”
这也是王小帅个人的映射。他坦言自己做电影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每次无论受到什么待遇从来不会去说、去争辩，因为他觉得当你不掌握话语权时，这些争辩都是无用且毫无意义的。
《地久天长》中，王小帅对于情感的处理也颇为克制隐忍。刻意回避煽情的渲染，仅留有一处有限的尺寸作为所有悲愤情绪的出口：电影的最后一幕，刘耀军和王丽云坐在长满枯草的儿子坟头，相顾无言，却能感受到穿透屏幕的悲伤张力。
《地久天长》剧照
“我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电影表意方式，这是我所不认同的，也是我所避免的，我觉得电影书写中渗透的感动，是要心跟心地对应，不见得要哭出来。生活里，我看到别人哭是很害怕的，我会躲远，所以我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更愿意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
王小帅信奉这种对电影的平衡与控制，同时承认“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
这与他在电影形式及风格上的表现一脉相承。他的摄影和构图强调画面元素的均衡和谐，张弛有致的剪辑节奏稳定且一致。在他看来，这种“中规中矩”的电影手法所传达出来的一切，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经验。
曾有记者问他，一般的电影里好人坏人都是很清楚的，怎么在你的电影里善恶标准都失效了呢？王小帅给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好不好坏不坏，因为生活就是讲不清楚的，没有那么简单的谁好谁坏”。
在《地久天长》中，王小帅给了所有人一个稍显刻意的“大和解”式的团圆结局。“时间能磨平菱角、抚慰伤痛，时间能解决一切。除了真正的恶，生活里的家常里短，说不出来对错，如果伤痛已经造成了，只有耗时间。”
“身份的无根性”
无根与漂泊，曾经是王小帅前半生的自卑与软肋。
还在娘胎里的王小帅就随母亲从上海来到贵阳山区，支援“三线”建设，这在后来成为他“三线三部曲”的缘起。在贵阳山区生活13年后，随父亲工作调动辗转至武汉。此后，他去往北京读书，毕业后分到福建，户口却落在河北。
《我11》剧照
“我每次争取有故乡的时候，都失败了，哪个地方都不要我，我也不属于哪个地方。”他在自传《薄薄的故乡》中如是写道。
因为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王小帅的内心始终有种割裂，这种割裂甚至是一辈子的。“我明明生在上海静安寺医院，可是我跟那里毫无关系。被说成乡下人，后来到了武汉、北京、甚至福建，又是外地人，只是去求学工作而已。”
王小帅至今能回忆起来最强烈的一次漂泊感是坐上去往福建的火车，火车开了整整三天三夜。当他第三天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已经全然变了。“只在地图上见过的那个地方，完全陌生，突然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击破他心底对于故乡最后执念的，则是十多年后再次返回贵阳。当年的小伙伴讲着贵阳话，揶揄道：“你凭什么说你是贵阳人呢，我们才是贵阳人。”王小帅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回忆说：“你心系的这个地方，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把你看成是当地人，你早就飘走了，你是个‘叛徒’、‘逃犯’，那个让我彻底垮塌了。”
此后，写书、拍电影成为一种寄托，通过文字和图像，物理的故乡变成精神的故乡。“每一个生命体都很弱小，都在寻找什么，担忧什么，惧怕什么，我用我的摄影机关心他的同时，也解放了我，使我能够找回我自己。”
“关于生活、关于人的生命。”是王小帅给出的关于自己电影母题的答案。
《青红》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彼时距离“文革”结束已数年，工厂也从国有制改为公司股份制。王小帅对当年一个变化的记忆尤为清晰：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了原有的新添光学仪器厂，改叫公司。当时听见“公司”这个称谓，还是非常讶异，似乎有一点点危险的味道，厂长也不叫厂长了，叫总经理。
原有的铁饭碗被突然打破，人们对新兴的市场经济无法想象，而当初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这其中最为普遍的想法就是回乡，因此构成《青红》整个故事的发生背景和情感基调。
《青红》剧照
王小帅对于身边人和事物的变化是敏感的。电影具体的两条故事原型和线索——青红的爱情和一家人的“逃亡”——就是由王小帅在饭桌上听来的两个重要事件“组装”而成。
大约是1996年的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席间大家谈起那个被判刑的男同学，那时正处于八三年“严打”期间，某个已经上技校的女同学同时和两个男同学谈恋爱。但渐渐地，女同学开始倾向于后来的男同学，第一个感觉情况不妙，就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以强奸罪名被定罪，判刑十五年。
另外一条“逃亡”的线索是王小帅听父母讲起的。“参与‘逃亡’的五户人家有两户和我们家很熟，一家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家，另一家是我们当时的邻居，父亲和我父亲关系极好，一起参与了厂里话剧《一代英豪》的编剧工作，母亲在厂医务室工作。”
“作为导演需要有一颗悲悯、善良的心，从自身和社会出发，保持着对现实的愤怒。始终要把摄影机和双手面对你的人群，跟你同样的人和作品，你去拥抱他，这是你的创作源泉。”他说。
“艺术与商业的拉锯”
王小帅时常感到担忧：在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下，物理上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人们在精神上一路向前，并习惯性的以格式化的方式刷新一切，往往导致记忆与过往的丢失。
他甚至认为自己对此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使命感。“我是觉得翻一翻过去这些东西越来越重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太可怕了，像猛兽一样往前冲，后面什么事情都不管了，这是很危险的。通过电影呼吁一下，把过去先梳理好，别忙着往前，这很危险。”
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长期以来电影里对三线建设这一题材的热衷，也成为他对未来“家园三部曲”规划的初衷。“你们不理解没关系，我把我的心愿完成了。但我不确定接下的两部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资方没有嗅出钱的味道，说不定就没钱了。现在拍电影也越来越贵，不像以前五万钱就可以拍。”
这部“五万块钱就可以拍”的电影，是王小帅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当时，他找开摄影公司的同学借了五万块钱，器材设备均由保定一家国产厂商的赞助，演员找的也是老同学——这部当时被认为“无病呻吟”的电影，直到多年后才被视为“数十年来中国剧情片个人表达真正的实现”。
《冬春的日子》剧照
长期以来，王小帅以独立导演自居，并对电影商业化保持警惕。
他曾在上海电影节上对陆川、宁浩说，不能被眼前的利益忽悠。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别人拍电影拍出十几个宅子我不羡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甚至还对观众过分追求电影感官刺激表达过遗憾，并表示：“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主流商业片一点兴趣都没有。王小帅以黑泽明类比：“有人让他赶快拍个商业电影，让老百姓看看，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所以‘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
“我始终在做这样的电影，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个观念。我不是那种东风来了就吹东风，西风来了吹西风，倒来倒去的（人）。就算我的电影票房不好，就算整个大环境都说这个不好看，我也始终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人看。”王小帅说。
这很大程度上为王小帅带建立某种声望：对外向国际电影节呈现那一特定时期的中国，以稳定的艺术作品产出在海外获得奖项；对内为“严肃电影”的频繁发声，通过大众传播渠道树立形象，并转化为有效影响力和个人品牌。
电影《闯入者》中罕见地出现了广告植入，那时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对此并不排斥，“投资方你们可以为这个片子去拉任何赞助”。而其故事上的悬疑、惊悚元素也有人评价“颇有些商业化的转型”。
但王小帅对此并不能驾驭自如。《闯入者》主演冯远征曾表示，王小帅最初希望拍一部商业大片，但又十分纠结，“虽然一开始他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我要拍一部商业大片，这次一定要票房’，但实际上拍着拍着就又回到文艺片，他也没办法控制。”
《闯入者》剧照
这种纠结也反应到市场层面。在看到首日排片仅为1.32%时，王小帅甚至产生了恐惧：“我对自己没有不自信，而是觉得自己像是整个电影行业的闯入者。那一刹那我觉得是黑暗的”。
相比前几年，王小帅对于如今的观众和市场更有信心了些。“《小偷家族》《绿皮书》在中国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罗马》也将被引进中国，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市场和观众的潜力。过去我们自己会坚定认为这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空间和教育，我相信，将来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一定会转移到中国来。”
时间回到十一年前，王小帅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左右》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和特别关注奖。那时人物周刊的记者问他，名气和荣誉是否会让他的内心有所改变。
王小帅回答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多点荣誉感，会激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但在这个商业和钱唱主角的社会，你做了很多，得到很多荣誉，心理上应该很满足，却没有挣到很多钱，你还是会缺少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