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明察局｜特朗普连任成败之数如何？历史给出正反六条经验

虽然时间节点没什么讲究，但否决本身还是大有政治文章：特朗普再次证明了在“移民局诉查德哈”案的底色上凭借1976年《紧急状态法》来纠正白宫完全是“与虎谋皮”般的徒劳（编注：1983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移民局诉查德哈”案中判决美国国会行使了50年之久的立法否决权为违宪），但几乎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共和党精英层内部的暗流涌动。出于各类不同考量，13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和12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向白宫发难，让外界直接联想到特朗普能否维持党内足够稳固的支持。更为微妙的是，如北卡州国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或者科罗拉多州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等人迫于2020年连任压力、不希望开罪于特朗普，竟然按耐住了此前表达的反对态度，但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科罗拉多州第一大报《丹佛邮报》因极度失望而放弃对加德纳背书的塌方式变化。这也意味着，特朗普在2020年面对的党内精英与选民状况并非那么高枕无忧。

几乎从他就任那一刻起，关于特朗普会否是“一届总统”的疑问就被反复抛出。这个在2020年大选前还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对民主党而言或许意味着宽慰与激励，而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却更像是一条美国政治大戏连台、惊奇不断的预告片。不过，时至今日，即便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可以神奇地挤过门槛、挺进前两场辩论，大有时隔五十多年续写民主党版邝友良传奇的架势（编注：邝友良，美国首位华裔国会参议员，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两次参选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内初选），但2020年大选的这些“神奇”还是不足以撼动一些传统，比如总统的在任者优势。

总统是怎么输的？

美国总统是怎么输掉连任竞选的？每当谈及这个问题时，一个事实总会先被拿出来反复强调，那就是特朗普的43位前任中只有10位未能成功连任，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连任失败、蛰伏四年之后又成为别人连任失败理由的格洛弗·克利夫兰（编注：格洛弗·克利夫兰在1888年谋求连任失败，1892年克利夫兰再次参加竞选，并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大概四分之一弱的比例体现了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所享有的在任者优势。

换一种算法，以五十年为单位倒叙，过去五十年中连任失败者有三位，过去一百年中有五位，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有七位，过去两百年中有九位。甚至这10位连任失败者之间的间隔年数（少则4年，多则48年）可以计算出的平均值为21年多，而2020年距离上一次老布什连任失败的1992年已过去了28年。这些历史碎片或有或无地增加着2020年特朗普前景的扑朔迷离。

如果将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首次同场角逐之前的三次失败的连任归结于政党政治板块快速且剧烈的冲撞，其后七位“一届总统”的失败教训则可以依照某些逻辑收纳分类起来。

首当其冲的规律应该还是总统选举受到大环境或者大趋势的累及。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在被问及在任总统连任失败的原因时曾经感叹道，“对最近的几位‘一届总统’而言，与其说他们败在个人弱点，还不如说更多是败在局势不利上”。其潜台词是说，美国总统制下出现个人弱点突出到无法履职、必须撤换的情形并不多见，总统遭遇民意反弹的原因往往还是由于某些自身难保、失去控制的大势所趋。

比如，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连任失败当然是大萧条的副产品，虽然小罗斯福的“新政联盟”意味着对胡佛及其共和党路线的彻底否定，但彼时指望着胡佛在一届四年的任内力挽狂澜、逆转经济周期，也一定是天方夜谭。再如，1976年卡特取代福特的结果，不一定预示着民意对共和党失望，而是选民对尼克松及其“水门事件”的不满殃及到福特的惯性趋势。四年之后，卡特自己品尝到的失败，不但是在经济失速、滞涨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甚至是“伊朗人质事件”的复杂背景下发生的，也被认为是跳脱共和党周期四年后的注定回调。同理，1992年老布什的惜败不仅仅是克林顿口中的“笨蛋，是经济”，还有民众对共和党白宫十二载或者里根“第三任期”的厌倦。当然，老布什的例子也证明了“外交总统”或者“危机总统”难以避免的脆弱性：外交上的胜利永远无法取代选民对国内经济的天然关切。

如果说大趋势是非战之罪的话，在任总统连任失败的一个致命阻碍当属党内分裂。这不但是作为本党当然领袖的总统的最大尴尬，也是政党“承重墙”在选举中彻底瓦解的必然恶果。

最为戏剧性的例子，即1912年时任总统威廉·塔夫脱与同党前任老罗斯福分别代表共和党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分庭抗礼。由于在税收、劳工、司法等诸多领域的分歧，老罗斯福在离开白宫四年后再次出马、在无法获得党内提名后竟然选择自己组党参选。于是，他的“麋鹿”进步党以88张选举人团票、27.4%的选民票在大选中位居第二，虽然比最终当选的民主党的435张选举人团票和41.8%的选民票存在距离，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在总统选举中战绩最佳的第三党了。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在共和党如此生死攸关的分裂之下，塔夫脱还是拿到了23.2%的选民票，只是在选举人团票意义上仅拿下了佛蒙特和犹他两州的8票。

无论如何，191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者是坐收渔利的民主党人，以及在难得的高光时刻发挥了正面作用的选举人团制度。而要归结共和党的失败的话，除了在自麦金利之后连续主政了16年的共和党在面对新问题产生的政策分歧与路线之外，政党机器和大佬们在总统候选人决定权上的主观性一样是闹剧的根源：如果在1908年即老罗斯福为了坚持四年前不再谋求连任承诺而不参选的情况下，决定共和党接替人选的不是老罗斯福自己，而是更多政党精英的话，老罗斯福还要想在1912年单干，估计只能靠梁静茹给点“勇气”了。

当然，即便党内挑战者最终被制度化地平息，其本身的参与也能说明不少问题。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在任总统福特在党内遭遇的里根，或者在1980年在任者卡特在党内遭遇的特德·肯尼迪。党内涌现出强大的挑战者，更多的是远非无懈可击的在任者自己发出的邀请。于是，在本党初选起跑时就已然有一位虎视眈眈的强势挑战者的话，即便在任者可闯过提名关，在大选中估计也大概率地凶多吉少。

另外一个导致在任总统连任失败的主要原因相对偶然，那就是选举人团的扭曲。截止到2016年大选，美国历史上已上演过五位选民票失利、但以选举人团票胜出而当选的总统。不计入自己知趣放弃连任的拉瑟福特·海斯和还未尝试连任与否的特朗普，其他三位总统中就有两位连任失败，这个比例几乎三倍于美国总统制的总体水平。

这种回摆通俗讲就是：即便可以借助制度困境吞进去，四年后也还是要吐出来。而对于那个目前唯一第二次才赢得选民票的总统小布什而言，很多研究认为，除了反恐战争作为单一主题的大背景之外，小布什自身的定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曾反复强调自己是“团结者”（uniter）而非“分裂者”（divider），但按照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里·伯登（Barry C. Burden）等人在2009年的研究，小布什恰恰因为坚守了“分裂者”角色，进而定点而充分地动员到了更多共和党选民，打破了所谓“中间选民决定论”的神话。

按照盖洛普民调的数字，小布什上任之初在共和党内和全美公众中的支持度分别为88%和57%，“911事件”之后这两个数字同步上升为98%和90%。随后，共和党内部支持度的下降幅度远低于全民支持度，在2004年大选前夕的最后一次民调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93%和48%。由此可见，小布什在“911事件”之后的很短时间中可能还是一个“团结者”，但很快就转换成为了坚持反恐战争的“分裂者”，而这种选择也直接拉高了保守派选民必要且关键的支持。

历史经验对特朗普意味着什么？

美国总统连任失败的历史经验虽然有限，但也还是可以为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指标，或者说给他划出了一些大忌。

需要特别小心的问题是，未来两年的美国国内与国际的大趋势要如何加以利用。按照一般预期，美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在2019年第四季度或2020年初转入放缓态势。众所周知，经济上的负面变化一定对在任总统不利，何况还是长期以“某某指标创造了过去数十年乃至美国历史上最好纪录”之类句式来标榜自己功绩的特朗普，更是将适任性和可选性直接绑在经济绩效上。但或许，经济上的负面消息将给予特朗普的实际负面影响，未必如外界想象得那么大。

一方面，无论是两党谁的功劳，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经济态势确实在持续向好，而选民对特朗普在处理经济事务上的满意度始终不低，这些完全不同于90多年前的经济长期低迷以及胡佛因此而背负的极大民怨。另一方面，如今“人满为患”的民主党能否拿出一套可以迅速自证比特朗普（及其两年具体执政）更为高明的经济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任务，更何况在“小贝托时代”（编注：贝托指现年47岁、已参加2020大选的民主党人贝托·欧洛克）的民主党也很难想象再复制出一个小罗斯福精心打造的“新政联盟”来。

即便未来两年的经济负面预期未必祭出致命一击，国际舞台上的某些潜在引爆点正在某个拐点等待着发起夜袭。具体而言，眼下的朝鲜半岛、伊朗甚至委内瑞拉等热点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在2020年大选周期中抢光男主角的所有戏码。

虽然在过去两年之中，特朗普政府在相关议题的操作上所得相对微妙。在伊朗乃至中东事务上，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偏袒博得了美国国内福音派选民的心满意足，且对伊朗强硬也是美国鹰派势力的战略审美要求，但某些撤军或放弃责任的决定也在精英层中引发了颇多非议。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各路民调虽然已能做出有半数左右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半岛事务表示满意的积极结果，但同样也有七成民众压根不相信特朗普所说的朝鲜已不是美国威胁的乐天派宣誓。

这也意味着，如果临近选举，某些热点地区突然浮现出引发全美普通民众关切的“危机”，特朗普又无力快刀斩乱麻式地摆平，其结果一定是拉低民众对总统的信任度，甚至会夸大届时民众已有的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怨气。当然，外部压力释放药效的关键是时间。如果“危机”被拖到大选日，绝大多数的结果是对在任者不利；如果“危机”在大选日之前化解，危机越大，反而对在任者越有利。从这个角度出发，特朗普如果要打那场传说中每个美国总统都要打一下的仗的话，唯一的标准无疑就是奥巴马的那句“不做傻事”，即节奏可控、杜绝泥潭。这可能也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伊朗也只是极限施压，“图永远不穷、匕始终不见”的一个原因。从这个角度再出发，原本就无法一蹴而就的半岛事务，索性就慢慢谈……如果可以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即距离大选日三个月左右之时在世界面前呈现出某些历史性桥段的话，当然就是超级理想的辅选了。

在对国内外形势戒急用忍的同时，特朗普也需要评估一下来自党内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也是我们开头提到的12位国会参议员倒戈背后隐含意图的利害得失。当然，至少目前为止，共和党内部还不太可能集结出一股公开与特朗普的“本土主义”针锋相对的实权派力量，也很难涌现出如里根或肯尼迪那种实力派挑战者。这对刚刚收编共和党两三年的特朗普而言已不容易，隐含的解释或与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或者特朗普独大密切相关。

放眼猜想的话，如今还会被讨论到的潜在挑战者大概就是田纳西州前国会参议员鲍勃·科克、马里兰州现任州长拉里·霍根或者俄亥俄州前州长约翰·卡西奇等人了。但这些人的存在乃至不时发表的一些反对特朗普的抱怨，更像是为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留下的宣泄口和减压阀，很难想象他们中的谁会对在任者特朗普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有趣的是，按照选举造势技巧的要求，特朗普身边最好还是跟随着一两位陪跑者，以至于不要让所有风头都落到嬉笑怒骂的民主党那边。当然，其中的关键词在于“陪跑”，不要太差，也不必多强。于是，已公开宣布参选、在党内挑战比自己小一岁的特朗普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比尔·韦尔德算是老有所为了。

那么，特朗普会不会继小布什之后成为第二位连任时才获得选民票多数的总统吗？这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要上心、解决好的大问题。虽然小布什也被认为并非“团结者”，但他所制造的“分裂”还是与特朗普的大相径庭。

在第一任期当中，小布什的全民支持度因为“911事件”而一夜之间飙高，随后三年中虽然处于稳步下降态势，但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只是回到了其上台之初的55%左右的水平。换言之，小布什在提升党内满意度、扩展保守派选民的同时，其全民支持度在“911事件”的催化之下在第一任期之内大体维持、避免了断崖式下降。但对如今的特朗普而言，过去两年中的民调虽然稳定，但全民满意度基本只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如此稳却低的民调也赋予特朗普在内外决策中的更大空间：他只会考虑三四成基本盘或关键盘选民的诉求，进而也就可以以“少数总统”的姿态做出更多前任难以承受的惊人之举。

最近，无论是筑墙、政府关门还是“紧急状态”都是如此，但一旦在某一议题上获得支持的规模低于了其基本盘的水位，特朗普就会当机立断地快速止损：从接受妥协、结束关门到绕开行政机构、直接宣布737MAX停飞也都是这个逻辑，如出一辙。

在选民当中明确划清界限、只固化自己的三四成选民的做法，当然是对难以改变的极化政治的最佳回应，但这种针对性固化极可能引发的是对手阵营的同步固化。于是，如果此时民主党阵营刚好拥戴出一位在剩下六成多选民中制造充分动员的广谱候选人的话，特朗普的“分众国总统”就会因为太过“分众”而难以为继。

时势造英雄，选举看对手。特朗普到底是否具有“一届总统相”，只有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才能最终给出标准答案。但在那个人浮出水面之前，甚至在2020年11月3日之前，全世界都应该做好特朗普“白宫第二季”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