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一瞥｜出国经历与英语水平

有人提出反驳，认为中国有过出国经历的人最多不超过10%，依据是中国护照的持有率不到10%，而且就算持有护照也不一定有出国经历。从数据来看，携程CEO孙洁在2018年初曾表示，当时中国大约有1.2亿人拥有护照，到2020年这个数字可能扩大一倍达到2亿多，占中国总人口的20%。这个比例并不算低。以美国为例，也不过只有1.15亿美国人拥有护照，占总人口的37%。一大半的美国人都没有护照，自然也没有出国经历了。

人以类聚，不同人群对这个问题的感知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些统计调查和更深入的定量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连续多年组织“上海社会认知调查”。这个调查在全市范围内用严格的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000人以上的成年人样本，覆盖各个区县和各个收入层级的人群。2017年的调查中就包含了“出国经历”和“英语水平”这两方面的问题，适合拿来回答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

调查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最远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们把调查所得的结果制成表格，如下表所示：

从中可见，在2016-2017年度，曾经出国而且前往较远的欧美拉非国家或地区人口，在上海的总人口中占到11.5%。这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水平了。若是再把日韩东南亚以及港澳台计算在内，那么在上海，一年中曾经出境的人口就达到32%，接近1/3了。这只调查了一年的情形，假如把过去五年、十年曾经出境的经历都统计在内，结果多半会超过半数。所以很多人觉得，“周围大多数人都曾经出国”，并不是某种错觉。

与此同时，在国内旅游的人口比例也不低。每年长假，国内各大旅游景点必定人满为患，这个调查数据也支持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该重视尾部数据。在这一年里，有超过20%的上海人口哪里都没去过，还有10%的上海人口最远只去过郊区，也就是说有超过30%的上海人口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更不要说国内国外了。

紧跟着的问题是，出门旅游的行为，与哪些可观察因素直接相关？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一些结论。第一，出门旅游行为与性别关系不大。虽然很多人觉得女性更愿意出门，而男性相对保守，更愿意待在家里。但调查数据表明，男性女性的结果相差不多。第二，出门旅游行为与婚姻关系不大。有人认为未婚人群比较自由，拥有更多时间可以出门，而实际结果证明，结婚并未束缚出游的脚步，未婚已婚两类人群的旅游频率差不多。第三，出门旅游行为与教育水平关系不大。并没有证据证明，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比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更多地出门旅行。

排除了这些关系不大的因素，我们再来看与出门旅游行为关系显著的因素。首先，年龄与出门旅行的频率高度相关。我们根据旅游经历设计了一个简单指数，计算了上海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旅游指数，如下图所示：

其次，出门旅游行为，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经济学里有多种衡量收入水平的方法，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常被用于代替不太准确的客观测量。我们研究认为，主观认为自己收入水平更高、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群，更有出门旅游能力，跑得也更远。长途旅游一方面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已成为各个社会阶层明确自己地位身份的标志。

最后，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旅游经历确实与个人的英语水平高度相关，即英语水平越高的人群，越有出门旅行的动力。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市民的英语能力：

把英语水平与出门旅游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可以清楚地发现，英语水平越高，出门旅游指数越高，跑得更多和更远。同时，英语水平更高的人，收入水平也更高。这个结论对于各个年龄层的人都适用，对老年人也是如此，会一些英语的老年人比完全不会英语的老年人更富裕，也更多地出门旅行。这只是一种粗略的相关关系，但仍然给我们很大启发。

当然，学习英语也好，出门旅游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个人的选择，并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宏观设定目标。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一个城市的平均英语水平提高，会有利于这个城市参与到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一个城市的人群更多地到国外或较远的地方旅行，一方面能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也是促进交流合作。试图否认交流合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所带来的收益，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定是非常困难的。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