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扬：居民债务和可支配收入比已达86%，应引起警惕

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间隙，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李扬的专业领域包括金融、宏观经济、财政，他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5获“中国软科学奖”、“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6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近发布的《中国杠杆率进程2018年度报告》，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

具体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的158.2％下降至153.6％，全年共下降了4.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36.4％微升至37.0％，全年共上升0.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49.4％升至53.2％，全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总杠杆率下降主要得益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大幅下降。

居民部门超过50%的杠杆率意味着什么？地方政府如何稳定去杠杆？李扬对此作出解答。

“要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有正确认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被提出后，去杠杆一直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推行。人民日报在去年年中时的文章指出，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

《中国杠杆率进程2018年度报告》显示，政府部门杠杆率略有上升，其中中央政府杠杆率从2017年的16.4%上升至16.5%；地方政府杠杆率由2017年的20.1%上升至20.4%。从现阶段看地方政府去杠杆相对比较迫切。

李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体制性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间，从地方政府给各种优惠政策、各种减免，到卖地，到建融资平台，到现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都是源于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过多而财力有限。

“现在潜在地都认为地方政府借钱好像不是好事，或者不应该。其实它是应该的。”李扬说，因为地方政府借钱涉及到更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因此首先要对地方政府举债、借贷等经济活动有正确认识，应当在法律上、制度上予以确认。

他指出，地方政府开展的投资活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今后还会如此，今年要加大投资力度，大部分的投资仍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比如市政建设、农田水利修复、灾害治理等。应该给地方政府以可靠的融资机制。

“把地方融资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地方政府债务又该如何化解？李扬说，前段时间到日本总务省的一次访问让自己看到可以借鉴的地方。

“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在2009年之前很突出，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日本危机以后主要靠政府，政府只能借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借债，问题很突出，甚至严重到发生都道府县几级政府出现破产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日本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出台了“地方政府财政健全化法”。

李扬分析，这部法首先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哪些项目是政府应该做的。其次规定了钱从哪儿来，日本地方政府的融资有四个主要来源，即银行、JFM（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中央政府转贷以及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在融资来源被明确，银行、金融机构等融资渠道又较好地被管理起来的情况下，最近五年日本的地方债务率明显下降。第三是有制定了配套标准来管理和规范融资。

“核心是把地方融资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制度要合理。”李扬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负债问题，谁都说不清楚，都不愿意去揭开，但它又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居民债务问题应引起警惕”

《中国杠杆率进程2018年度报告》称，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目前正处于增速较快的时期，从2008年的17.9%上升至2018年的53.2%，10年间上涨了35个百分点，增速与美国2000-2007年间相当。

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贷款规模达到47.9万亿，其中中长期消费贷29.0万亿，占比61%，短期消费贷8.8万亿，占比18%。住房按揭贷款是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最主要部分，2018年末达到25.8万亿，占全部居民贷款的54%。短期消费贷款虽然占比不高，但近几年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全年增长了29.3%。

关于居民部门杠杆率，李扬向澎湃新闻指出，以居民债务除以GDP的计算方式意义不大，居民债务是流量、GDP是存量。可考虑的替代方法是将GDP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按其研究团队的统计，居民债务和可支配收入之比在去年达到了86%。其他机构的这一统计数据甚至超过了100%，居民债务超过了可支配收入。

“不管是哪个统计数据，已经很危险了。居民债务主要是两块，一块是房子，一块是消费贷款，房子的问题涉及到房地产市场和中国的城市化，解决起来并不容易。”李扬表示，居民债务问题也应当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