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的热点与痛点

文 | 何天平

电视剧《都挺好》几乎每天都在上热搜，可热搜里的明明是“都不好”。

苏母的突然离世，让苏家的崩塌一发不可收拾。苏父和两个儿子的剪不断理还乱，让“明事理女团”的“善”更显岌岌可危。千头万绪之中，一个从根子上就有问题的原生家庭让人们感喟又感怀。不能说人人皆能从这部剧里实现普遍共情，但这些摆到台面上被尽然剖开的现实裂痕，大概多少能让每个置身中国式家庭之中的观众有所投影。

家庭伦理剧要成为“社交货币”不难，难的是要依托于一个母题源源不断地产出二次议题，这在近两年的电视剧市场中并不多见。上一部做到这个热度的是《欢乐颂》（然而这部剧归属于更大的都市剧品类内），剧中“五美”的群像式关系也为话题发酵创造了更多维度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都挺好》的刷屏热议，更显聚焦，总体着眼在一个看似新鲜的老问题上——原生家庭。

放眼世界，对于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家庭”的审视，恐怕没有什么国家比中国的状况更复杂。一个中国式家庭的对内或者对外交往，各有各的幸福确幸，也各有各的不足为道。而对这一现实状况进行观照的家庭伦理剧，也在过去几十年中方兴未艾，较之国剧总体市场的规模始终可观。千禧年可视作一处分野，在此之前的家庭伦理剧大都是原生家庭范畴内的探讨，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家庭震荡足以构成充分的戏剧浓度；而在电视剧《牵手》热播之后，再生家庭或言次生家庭的危机，则成为剧作热门。两条线索撑起了十多年间家庭剧的主要话语：一是“新生”家庭的婚姻危机，以《蜗居》为典型代表。二是“新生”家庭的“新生”亲情关系，以《媳妇的美好时代》为标杆，关于婆媳关系的叙事占据了长时间的主导地位。

若是能理解一个阶段以来中国家庭伦理剧的荧屏主调，就不难管窥“原生家庭”这个老生常谈的社会议题缘何能在《都挺好》之上解出新意。无论是苏大强在久久压抑之下触底反弹的极端自私，或是苏明哲狂妄的伪善以及自以为是，还是“巨婴”苏明成的劣根性，这个受到男权凝视的“传统”中国家庭，可以说包裹着重重危机，一点即燃。而这种貌似不新鲜的探讨，也在实质上生成了一种重新复归社会结构基本面探讨的重要价值：对于被付诸伦理传统和残酷现实双重底色的中国原生家庭，究竟应当如何自处？失衡的牺牲与奉献，以及似乎不言自明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在今天的社会语境当中又该如何被重新审视？

这些是《都挺好》构成“热点”的逻辑起点，也进一步延伸出了其更值得去开掘的其他社会学意义：对这个原生家庭背后失衡的权力关系所展开的批判与反思。有人用“这个家庭没有爱的润滑，完全靠权力维持”来描述苏家的运行逻辑，遂之可带出一系列新的思考：以大嫂吴非、二嫂朱丽和女儿苏明玉为代表的剧中主要女性角色，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父权规训，在某种意义上暗合着苏家“重男轻女”的偏颇传统。这些总体正面的女性形象，在传统家庭剧里不多见，也反向呼唤着真正明确、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亟待在这个具有缩影性的家庭里重生。主体形象“缺席”却几乎贯穿全剧始终的苏母形象，则成为家庭里最为吃重的家长权力，而寄托在一个女性身上的对男性权力的倍加推崇，则把这种不合理的伦理传统推至高潮；家长对苏家三个子女的规划式培养，充满着武断与蛮横，教育权力的不均等支配则代表了另一层面的权力失衡；随之带来的子女间纠葛，在长久以来未得妥当处理的状况下，又被放大为影响更甚的社会矛盾。他们所面临的拷问，早已不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小打小闹，俨然波及到了更普遍的社会关系层面。

所以，观看《都挺好》的过程会让人感到显而易见的压抑和郁闷。来自原生家庭更深层的现实痛点，确带来着不同程度的“撕裂”效应。甚至也有人对此加以批驳，温暖又明亮的现实主义题材为什么会显得如此风雨飘摇？但在当下如此多“不痛不痒”的叙事当中，《都挺好》所揭示的残酷或许才是这部剧最可贵的意义：被热议的“原生家庭”、直击痛点的权力规训，被放置到大众面前，其重要的价值是帮助“脱敏”，而不是让人们陷入更深切的恐慌与焦虑。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