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招现金贷催收】之三：前辕的辙印 | 愉见财经
作者 | 夏心愉
出品 | 愉见财经
前天我们从整个产业生态的角度聊了“714高炮”（欢迎点击跳转《消灭“714高炮”》）。今晚的“愉见财经”则集中在“催收”这一个角度，从现金贷平台的做法到行业的机制，通过我们早期大量的采访和实证案例，争取把这事儿说透。
正在苦于被催收所扰，在我们平台留言求助的大批逾期了的借款人，今日推送一系列三篇文章，或许能帮你换一个视角，知道催收你的人，他们的招数和想法。
“战国时期，各自为阵。”这是某浸淫行业十余年的催收公司老总对行业的八字评价。就整个境内催收行业而言，目前公司规模、层次参差不齐。
技术上而言，有的催收公司已经进入了AI催收时代，而有的则连基本的催收系统都不具备，还在人工做笔记进行案件分类的初级阶段;经营上而言，有的催收公司受让不良资产包、进行资信评估，已然进入了集资产管理、商业保理、信息科技、私募基金多条线运作的集团式经营阶段，而有的则是一名催收组长挖了几单客户资源就单干了，全公司上下不过十几号人。
观察这近20年催收行业从无到有的进化和流变，或可更为长远地展望到行业未来变局。早于大陆而起的台湾卡债风暴善后中的催收经验，或也可作借鉴。
催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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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催收行业中的公司大多是上了一定规模的，很多催收打法，包括和甲方公司的委外合作模式，常常有对港台经验的借鉴。彼时不少催收公司的高管就是港台人士，或是有些公司本身就是外资法人的，由港资台资所创办。
外包催收公司们最早的甲方(客户)多为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中心，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反而是早年的那些公司，业务流程上反而较为规范。有监管看护、更注重合规及声誉风险的商业银行，对外包催收的选择往往也更为谨慎。
境内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末那几年，发展并蓬勃起来的，因此到了2000年左右，开始有了一批需要外催的逾期卡债，这也是早期催收公司们的衣食来源。
彼时的催收行业规模处于稳步增长，并无一夜爆发之契机。据上述催收公司老总回忆，在2007年左右，行业有过一次变动，即监管限制了商业银行与外资法人(包括港资台资)催收公司的合作，且必须有相关部门批准的“接受金融机构委托对贷款逾期客户和信用卡逾期客户进行电话和上门通知服务”这项经营许可才行。
在这名催收老兵的感知里，“当时虽然是发展的早期，但整个行业比现在规范有序”。
一夜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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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让催收行业本身有了跨越式增长的契机有两次：一是近年来，小贷、P2P、消费金融、现金贷这些细分行业一个接一个蹿红，实现爆发式增长，这也让催收公司们的业务来源不断拓宽;二是这一次的现金贷风暴，让一些本身处在“乙方”地位的催收公司，业务量一时间大到忙不过来，还开始对“甲方”公司有了对佣收比例的议价能力。
据称，催收行业内，既有深耕多年的老牌催收公司，也有一些十几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公司，有的甚至就是一名催收组长跳槽后创办，靠一些挖墙脚关系、接一些单子，就做起来了。“愉见财经”走访发现，个别公司甚至连一套像样的、可辅助案件分类及管理的催收系统都没有。
对于这些靠外部红利而非信息技术无序生长起来的新型公司，操作更为规范的大型催收公司也表示无奈。“有个别的，催收路子很野、套路很低级，他们就想赚快钱，没想深耕行业，但他们的做法，可以让整个催收行业声名狼藉，等于也增加了我们的成本。”一名有台湾催收管理背景的业内人士称，台湾有催收行业协会，大陆地区暂时还没有统一的行业自律组织，个别地区虽然有自发组织的自治团体，但都没有铺开到全国。
在发展过程中，各催收公司比过资源、比过谁查得到更多资料。行业里甚至有过一个公开的秘密，哪家催收公司如果有当地公安资源，那在市场上就炙手可热，甲方公司排队来合作。当然，随着互联网信息获取技术及手段的日渐丰富，行业当下的发展，又走上了另一种比拼：科技及技术。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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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落到对现金贷的催收，在当前阶段，尤其对于那些有意欠钱不还的“老赖”，催收公司若真不靠骚扰、软暴力、侵犯借款人隐私“爬”通讯录的话，要完成催收难度不小。
在司法流程上，对现金贷客户的催收，犹如“哑巴吃黄连”。采访中，不知是否是巧合，多名催收业内人士都提及了那句网红段子：“我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试问对着这样典型缺乏法律意识的逾期户，催收公司如果单靠普法、讲道理，胜算几何?
现金贷债权和银行信用卡债权不同，信用卡欠债，银行往往一告一个准。但对现金贷公司而言，要走上司法诉讼成本就很大。一方面，如果往刑事方面靠，现金贷公司对债务人是否存在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举证难度很高;那么退而求其次，包括现金贷在内的小额贷款公司与借款人之间借贷行为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合同，受到《合同法》的保护，是典型的民间借贷行为，借款人欠钱不还构成民间借贷纠纷，可走民事诉讼。可这条路，又遇阻于现金贷逾期案件量大、单件金额又太小。
为了单件几百块钱的payday loan，还要一件一件去法院告?别的成本不说，光是时间成本就划不来。
某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层私下向笔者透露，他们因与跟当地法院有点交情，起初诉成了好几单，但后来法院那名“有交情”的工作人员发现，原来后面还有一大堆案子要起诉，态度就变了，就开始拖延排期。
已经走过卡债风暴的中国台湾，是否有他山之石可鉴?上述有台湾催收管理从业背景的人士说：“其实最初，台湾的催收也是有软暴力的，一样是一个电话过去就直接‘问候他母亲’了、一样有各种吓唬恐吓，后来卡债风暴延伸出太多社会问题，比如债务人离家出走、烧炭自杀等恶性事件屡次发生，催收也被更严格地管理了。”
然而，就靠管死、不给路走，只能暂时掩盖、拖延或传递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
借鉴台湾卡债风暴善后，一方面是适度减轻债务人负担。当时台湾出台债务人更生条例、债务整合等相关措施，拉长债务人还款时间、降低银行收取的利息等措施，但归根结底，债还是要还。
如果不还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让老赖赖账有成本。一是在社会征信体系上，老赖会留下污点，这种污点将影响其未来的工作、生活、消费;其次，据称台湾有过对一批案件合并起来诉讼审理的特许机制，这就解决了一单一单诉讼成本太高的问题。而且，老赖们一旦接受了判决，后续还会辅以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强制扣薪等。
当下大陆的现金贷风暴与十年前的台湾卡债风暴，从债务情况来看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现金贷危局中，当老赖的成本似乎较低，所谓“欠债不还也不痛不痒”。
所幸，央行牵头的个人信用信息平台“信联”正在破冰发展，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实现行业信息共享，诸如现金贷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有望逐渐接入“信联”。一旦机制成熟，老赖欠债就有了信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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