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说｜寻医广播响起，是去还是不去？

近日，一名广西女医生在动车上对突发疾病的旅客伸出援手时，被乘务员录像取证，并被要求出示医师资格证以及撰写一份情况说明。

女医生曾表达出自己的困惑：乘务员的冷漠态度让她不免想到，在突发情况下救人的医生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对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向多名医疗医药行业人员询问了上述问题，其中一些被访者还分享了曾经的救助经历。被访者们对此事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感觉不舒服、失望甚至担心，认为应该谨慎救人；或者认为取证是必要环节因而表示理解。

不过，持第二种观点的被访者也呼吁，乘务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更注意沟通技巧及专业素养的提升，以免给救助人员造成“可能继续起纠纷”的印象，影响救助的积极性。

“出示证件”“录音录像”让人心生抗拒

对于乘务员对救治医生进行全程录像的行为，来自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卓丽认为，即便在医生日常执业地点中，被病人或家属要求录音录像，医生都会感觉很不好，更不用说在风险更高的非执业地点，在可能遇到非专业范围问题、危急重症病人的情况下。

她说，尤其当医患关系较为紧张时，家属录像给医生的第一感觉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和保护医生。

“如果说只要纸质证明。我作为一个医生，还是能理解并能够在事后配合的。但是录音录像，我感觉非常不合理，我本人也是非常抗拒的。”卓丽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血液专科主任罗学群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强迫医生出示证件、签字画押，这些都属于医生的自愿行为，患者和火车方应以商量的态度与医生沟通。

“医生完全可以隐瞒身份不救人，与之对应，乘务员也无权强制医生做事，之前求人心切，广播找医生，事后冷冰冰地要求这要求那，这也说明了医生的地位和受尊敬程度。”罗学群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企职工用“瞬间有了距离感，不妥”来描述被要求登记各种信息后的感受。此外，他说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人时还是会帮助。

与之相比，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宣传人员闫剑坤的想法更加谨慎，尤其当自己的医生儿子遇到类似情况时。

“我早上刚奉劝了我儿子别超范围执业，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他居然反驳我说，这是他学习和工作的原则和信念。我竟无言以对，有儿如此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闫剑坤回忆，今年春节回家路上，儿子也曾经碰到广播寻找医生，跟学校的老师一起抢救了一位乘客，回来表现得十分兴奋。闫剑坤虽然心里害怕但仍然鼓励了他，但这次广西女医生救人被索要资格证的新闻，还是让她心里一惊，认为“不得不认真劝告他一下”。

医务人员不要失去信心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李玲曾在高铁和飞机上分别出手救人，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当时在高铁上抢救癫痫发作的病人也被录像了，好像是乘务员身上戴着的执法记录仪，当时还有乘客拿手机记录，因为忙着抢救病人，没有特别关注，我觉得也正常，只要是规范操作就没问题。”李玲说。

不过，她也呼吁，列车和飞机乘务人员需要进一步加强心肺复苏、血压测量等基本技能的学习，以及培养在救助过程中更成熟、更专业的沟通技巧，“以免让救人者觉得有进一步纠纷的可能，或者让救人者感到心里不舒服，影响出手救治的积极性”。

在疫苗科普作家邵忆楠看来，他可以理解乘务员的要求。

“一旦出现任何纠纷，录像是最好的证据，在出现纠纷后，除了能保障列车工作人员之外，对医生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同时如果有新闻媒体愿意宣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其次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求证一下医护人员身份符合情理，但是一般列车员估计也不了解执业医师证不会随身携带；写说明对于辅助后续诊疗非常好，但是当时是否双方都没有深入沟通，所以导致出现这种误会？”邵忆楠说。

他呼吁更多人给医务人员点赞，“让他们不要失去信心，更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心情。”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则认为，列车或飞机上的救助行为不应属于执业行医范围，应该属于互相救助的行为。

“严格讲，这种情况下医生出示了执业医师证书再去救人就是违法，属于非注册地行医，但不出示证件就没问题，因为不能证明是行医活动。”王月丹表示，医生可以以公民个人身份进行救助，如果遭遇录像，可以拒绝。

“让下一代懂得担当和付出”

对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贾杨来说，他可以接受此次事件中出现的录像取证。他的一次救人经历还带给了他独特的教育体验，他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这段故事：

“2016年春节，我从悉尼到香港，国泰航空航班。一位香港中年妇女起飞2小时后急性肠胃炎，吐泻伴剧烈腹痛，大汗淋漓，虚脱。我用中医穴位按压，加频服稀释果汁补充电解质，二十分钟后缓解。顺利到港。”

“当时是一个乘务员教学航班。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空姐带教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亮出中医师身份，她就果断地对周围空姐说：‘一切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不用报告我！’救治后我填写了一份飞行期间出现医疗状况的记录表，是有固定格式的，客观记录病情、处理措施和效果就可以，我也留下了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顺便说一下，航班标配的医疗包里面可以选择用的药很少。当时机组曾经联系地面控制台的医疗官，医疗官给予的医嘱就是肌肉注射恩丹西酮，别无他法。我发现病人呕吐不严重，主要是腹泻，所以未予执行该医嘱。乘务长当即表示听我的意见，不用理会医疗官。”

贾杨特别记得，当机组呼叫寻找医生时，他当时九岁的女儿随即拉着爸爸的手站起来，说“爸爸有人生病了，空姐在找医生，我们去救人吧！”

“在孩子眼里，医生救人就这么简单。试想一下，当时我要是退缩了，我这个爸爸还有脸面对女儿吗？我们在讨论救人的时候，或许更应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担当，懂得付出。”

“好人条款”曾修改三次，旨在鼓励见义勇为

我国现行实施的《民法总则》第184条显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也被普遍称为“好人条款”或“见义勇为免责条款”。也就是说，只要施救行为自愿，如造成损害，施救人可以免除民事责任。

事实上，现行“好人条款”几经波折才成为现在的模样。

公开报道显示，该条款最早出现在2016年12月下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当时的条款与现行条款大不一样，规定为“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然而，对于何为“重大过失”，如发生“重大过失”施救者应承担何种责任，该条款并未涉及。对此，全国人大审议稿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自愿”以及“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等限定条件，不过又被代表们质疑对救助人保护不够彻底。

最终，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才删除了“重大过失”字样，改为如今的“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该条款不仅限于医生，普通市民也可以出手相救。

“恶意施救的概率是很小的，如果让施救人承担责任，哪怕表述为重大过失，人们在施救过程中就要考虑我有没有可能承担责任，施救情形可能就会转瞬即逝。而我们希望引导大家见义勇为，这是立法的思想。”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假设施救者确实出现重大过失，有可能通过其他责任人或保险来解决。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有关人员曾表示，为了避免“见义乱为”，《民法总则》第八章有关紧急避险的条款，也规定了紧急避险人在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时，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从而平衡救助人和受助人双方的利益。

除了“好人条款”，此次事件中，广西卫健委第一时间发消息赞扬女医生行为时，引用了原卫生部《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的规定，即医师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的，不属超范围执业。

此外，原卫生部于2001年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一封“关于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条件征询意见函”复函中明确道，尽管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在“未被批准行医的场所”行医属于非法行医，但该条款具有特殊情况，其中“对病人实施现场急救的”便不属于非法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