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12年未获国家赔偿，不妨扩大冤错案赔偿范围

还记得邹俊敏案吗？

2004年4月，邹俊敏因贩卖毒品罪入狱，经过14年坚持不懈地申诉后，他于2018年8月10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犯非法经营罪，量刑也从之前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两年。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工作报告中提及邹俊敏案，将之作为冤假错案纠正的典型案例。

虽然由无期徒刑变成了两年有期徒刑，但是邹俊敏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14年。2018年11月28日，他向福建高院提起了国家赔偿的申请，但遗憾的是，这一申请并未得到支持。

从现行法律上看，司法机关的这一裁定并无不妥。

根据《国家赔偿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目前，公民可以主张国家赔偿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二是“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

但具体到邹俊敏案，其既不属于“再审改判无罪”，也不属于数罪并罚“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而是再审改判罪名由重入轻，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下的法治框架内，申请国家赔偿，难以得到支持。

问题是，将邹俊敏排除在国家赔偿的大门之外，“连句道歉都没有”，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都难言合理。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一纸错误判决，邹俊敏只需要服刑区区两年，事实上却在狱中煎熬了14年。

自由无价，对一个公民而言，人生又有多少个12年，能够在蒙冤不公中白白挥霍？被错误羁押的人身自由，“纠偏正错”没有理由不体现在国家赔偿上。从立法精神上看，凡是侵犯法益必然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律的保障权利、制约权力功能，也决定了不应忽视那些再审改判轻罪而被“超期羁押”的受害者。

而从大的趋势来看，国家赔偿立法其实已呈现逐步“松绑”的“开明”趋势。

比如，根据原《国家赔偿法》，受害人只有在“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情形下，才能获得国家赔偿，通过2010年、2012年两次修订，以及两高司法解释，刑事赔偿范围得以扩大，“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亦列入赔偿范围。而司法实践中，如法院对“萧山五青年案”部分无罪的三人给予赔偿，便是以“立法精神”的司法伸张，冲破了既有法条的禁锢。

但是，这种司法上的“特事特办”，也不是长久之策。事实上，无论“萧山五青年案”，还是“黄兴案”等，更多靠的是“曲径通幽”而非“突破”，适用的是《国家赔偿法》中的“协商条款”，国家赔偿决定书也注明“通过协商赔偿”，而非更为名正言顺的法定赔偿。

同样是再审改判“超期羁押”，有的得到赔偿，有的吃闭门羹，国家法制统一难免受到影响，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不公平。从长远看，应对《国家赔偿法》作出新一轮修订，将经再审改判有罪但超期羁押的情形，也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公民利益所指，就是法治前行的方向。在司法实践坚守立法精神的同时，立法适度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既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获得应有救济，修复被撕裂的伤口，尽快回归社会，更体现制约权力的法治决心。如此，获益的不仅是邹俊敏，更是万千公众。

□欧阳晨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