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的演绎与真实
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大于票房，但在中国上映后票房比较可观，可惜讨论者寥寥。片中的阶级、种族歧视，以及音乐家唐·谢利本人的真实经历，都未得到关注。
记者/驳静
电影温情
《绿皮书》很容易令人想起的两部影史留名的前作，一部是几年前被全球影迷称赞的法国电影《触不可及》，另一部则是近30年前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为黛西小姐开车》。
1990年那届奥斯卡，好莱坞最重要的黑人导演之一斯派克·李入选的是《为所应为》，虽然有三项提名，却并不包括最叫人在意的“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这两个奖项。该年最佳电影被《为黛西小姐开车》摘走。大概是因为对此记忆犹新，今年带着《黑色党徒》而来的斯派克·李才会在奥斯卡颁奖上“忿而离席”，后来接受采访，他还自嘲说：“但凡有谁给谁开个车，我获奖就没戏。”
《绿皮书》讲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这一年离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前发表他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说尚有一年，《民权法案》尚未宣布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的非法性。所以当黑人钢琴家唐·谢利（Don Shirley）——人称谢利博士——带着自己表演三重奏的两个同伴深入美国南方腹地各州巡回演出时，不得不带着一位大块头白人司机。司机不只是司机，更兼有保镖职责，一黑一白，踏上一趟公路之旅。
虽然同是开车，也同是发生在黑人平权运动获得胜利之前，《绿皮书》气质上却与发生在当代的《触不可及》更相近。比如，这两部电影里都有的阶层落差，一边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边则是混迹街头的底层人，两个阶层之间价值观有激烈碰撞，也有互相教化，并且这种落差也为各自的喜剧桥段提供了天然的素材。
甚至在剧本设计中，《绿皮书》与《触不可及》都同有一个充当阶层“融解”的象征符号，前者中具化为那块绿色的石头，后者则为一个贵重的套娃。穷人“偷”之，又转入富人手里，二者达成某种和解。但从剧作角度，《触不可及》对当下更有讽刺意义。
《绿皮书》剧本工整精致，看的时候也相当愉悦，这种愉悦成功地掩盖了它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缺点。最后一场戏是好莱坞惯用的，“平安夜大团圆”，独居的谢利带着酒出现了，白人家庭热情地欢迎了这位黑人音乐家。皆大欢喜的门关上后，你会发现，谢利博士人生“三苦”——作为因黑人身份而不被公司支持表演古典曲目的钢琴家，作为同性恋，作为与家人关系疏远的孤独的人，只有最后一项得到了纾解。黑人与同性恋这两样身份认同就这样被编剧避重就轻地淌了过去。并且，这场结局还有意无意地让观众感受到这样一点：不同阶层人士之间的价值观，是可以互相拥抱的。你找不到《触不可及》中编剧那种坦诚的态度，后者对法国阶层固化与黑人受歧视这两种现状加以讽刺，却不对它们做滤镜式的美化，黑人所处的境地丝毫没有因为二人的友谊发生改变。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借助唐·谢利黑人加同性恋双重身份带来的戏剧冲突，剧作视角却放在了白人司机托尼身上。两个角色虽然都挺让观众喜欢，现实中却有人不高兴了，他们是唐·谢利的哥哥和侄子，“唐跟我们的关系，可没有电影里说得那么糟糕，他跟托尼也仅仅是普通工作关系而已”。
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编剧之一尼克·瓦莱隆加即是托尼的儿子。而托尼本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一只脚跨进了电影业。在他工作的纽约著名的Copacabana俱乐部，他认识了导演科波拉，后来还在《教父》里露了回脸，虽然只是没有名字的小角色，也称得上“起点很高”了。难怪好莱坞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或者准确地说，尼克·瓦莱隆加30年前就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一个白人司机和黑人音乐家南下演出，从互不理解到成为朋友，好莱坞最感兴趣的阶级、种族与性别问题都有了，还是个年代片，一个电影人遇到这样元素齐全的故事，的确不肯错过。
只不过，引起的争议确实不少。谢利一方的亲属站出来，称《绿皮书》有大量不实之处，称其为一部“谎言交响曲”，尤其电影宣传词所称的“故事灵感来源于一份真正的友情”令他们愤怒。按照唐·谢利的哥哥莫里斯夫妇所说，二人是单纯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唐在提到托尼时也从未使用过“朋友”一词。电影所说的一起工作了“18个月”也被莫里斯反驳，他认为托尼最多干了2个月，最后唐解雇了托尼，就像他解雇过的许多司机一样。“了解唐的脾性的人会知道，他对细节非常在意，完美主义倾向严重，对别人犯的错毫不容情，甚至会当场解雇。”
莫里斯的儿子甚至记得30年前，当托尼和尼克父子去跟唐寻求改编电影的同意时，“遭到了拒绝”。尼克方面对此的回应是，“谢利博士亲口答应我们可以拍这部片子，并且仔细规定了什么可以拍，什么不可以拍”，并且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然而这些回应只是尼克的一家之辞，他没能提供关于唐·谢利对电影的许可证明。2013年，托尼和唐·谢利前后离世，这部电影背后的真相成了外人无法分辨的一团迷雾。
好莱坞与奥斯卡显然十分偏爱改编真实事件，光是这一届提名作品当中，就还有以阿姆斯特朗为主角的《登月第一人》，《副总统》更是一部传记电影。如何使用素材，如何处理现实中无据可依的想象，如何用文本之外的视听语言表达人物原型及其后代不愿意提及的部分，这恐怕都需要导演的把握。这大概也是《绿皮书》获得“最佳电影”，而导演法瑞尔却连“最佳导演提名”都未获得的原因之一。
黑人钢琴家唐·谢利
现实中的“唐 ”
与艾灵顿公爵同时代的唐·谢利不是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名字，2013年他在纽约去世时，并没有太多美国以外的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如果不是因为托尼父子后来都在电影圈，这个故事被发掘出来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唐·谢利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在牙买加，那是唱片公司当年为了销量编出来的说辞。不过他父母的确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师，他还有一个哥哥（后来又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一家人过着体面的生活。
唐·谢利是音乐神童，3岁就能当众弹奏，9岁那年开始跟着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米特洛夫斯基学习理论。18岁就有了人生第一场音乐会，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19岁，他创作的作品就被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然而那个时代的黑人音乐家的确没有演奏古典音乐的机会，受此困扰的他曾短暂地远离舞台，去芝加哥大学修习心理学。等他签下第一家唱片公司，已是若干年后。只不过，他重拾的职业音乐生涯刚一开始就遭遇到打击，经营者建议他说，不如把音乐风格往流行与爵士方向靠拢，“毕竟美国观众并不能接受他们音乐会舞台上的钢琴家是有色人种”。
唐·谢利不情愿地接受了提议。电影尾声，当谢利终于走上黑人酒吧的舞台，演奏之前，他取走了钢琴上那杯威士忌。这个动作也是有缘由的。1982年，他曾跟《纽约时报》感慨，“爵士乐手们常常自我贬低，他们边抽烟边弹琴，钢琴上总有一杯威士忌，但同时他们又抱怨自己不像阿瑟·鲁宾斯坦那样受尊重——但鲁宾斯坦从不会抽着烟又在钢琴上放个酒杯”。
甚至，他也不情愿被外界叫作“唐”，因为他的本名是“唐纳德”。他的第一张专辑上印的烫金字还是“唐纳德”，接下来的20余张专辑却都变成了“唐”，沿用至今，但谢利本人对此是十分反感的。《鼠族蓝调》（Rat Race Blues）一书的作者诺尔·科恩1998年曾采访过唐·谢利一次，唐告诉诺尔说：“一旦有人叫我的全名唐纳德，我会立刻爱上他们，因为我受不了‘唐’这个词……我讨厌它，直到今天还在讨厌。”
所以，虽然不得不与爵士乐“同流合污”，但他绝少即兴演奏，从未买过任何人的任何一张爵士乐专辑，也厌恶听到别人称他为“爵士音乐家”。没错，是真正的“厌恶”。他说：“整个社会都在迫使我‘爵士’，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是黑人。也正是这愚蠢的种族歧视，使我不得不放弃从小受到的训练。”
在这些“不情愿”中，唐·谢利创造出了辨识度极高的音乐风格。最开始，他跟贝斯手合作，尔后又添入大提琴手，组成《绿皮书》中我们看到的“三重奏”表演形式，这成了他的标志之一。他曾告诉《纽约时报》，他从小听着教堂里的管风琴演奏长大，他用三重奏试图还原的也一直是管风琴在他心中留下的回声。
按他自己所说，他所做的是“誊写”作品。他经常在古典曲目中添加流行与爵士元素，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在爵士乐曲里加入古典音乐的复调手法。在他之前，爵士乐从未有过这种尝试。比如乔治·舍云（George Shearing）1952年创作的那首《鸟园摇篮曲》（Lullaby of Birdland）风靡一时，被许多爵士演奏家反复演奏与录制，唐·谢利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经他“古典化”后的这首著名的爵士标准曲，俨然变奏成了“赋格”曲。
他的确如《绿皮书》中所描述，定居在卡内基音乐厅之上，并且在这间富丽的公寓里生活了50多年。很难想象这个寓所的选择是出于何种考量，他在此长居的半个世纪里，楼下举办过多少次他偏爱的古典音乐演奏会，而每一次音乐声流淌到他的窗前，他的心中会是什么感受？
所以，尽管他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却从不敢热烈地去拥抱他的成功，因为大家都有耳闻，这位音乐家对自己创造的音乐风格并不怀有激情，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忧愁。这种遗憾与挣扎《绿皮书》中有所展现。夜雨中那场戏，一直以来体面、持重的钢琴家，终于冲着他的司机大喊：“如果我不够黑人，不够白人，又或不够男人，请你告诉我，托尼，那我到底算是什么人？！”
他求学时的朋友卡佩洛在一次采访中说，唐·谢利期许自己能以古典音乐家出道，却走了一段几乎跨越一半演奏生命的弯路，并且在这个弯路里创作出了独特风格，最终，他得以走上音乐会舞台。但这个“曲线救国”的路程未免过于遥远。
出生于1933年的妮娜·西蒙曾有过与唐·谢利非常相似的遭遇。她不情愿地接受了世人对她的“爵士名伶”称呼。肤色阻碍天赋异禀的她走上古典音乐的表演舞台，她本人也因为肤色成为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015年，Netflix出过一部妮娜·西蒙的纪录片，而关于唐·谢利的纪录片《让它闪耀》（Let it Shine）一直由一位独立摄影师，同时也是谢利的朋友阿斯特（Josef Astor）在操作。按照谢利一家的说法，阿斯特是唐·谢利唯一允许的影像传记的拍摄者。或许要等这部纪录片面世后，人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深受歧视的音乐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