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简说普鲁士战略流派

作者：弹痕

在说到间接路线战略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统一战争后的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受到了广泛的推崇，而其脱胎于普鲁士军事思想的战略理念也对当时的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德意志体系中的一个边区伯爵领地，普鲁士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国力和影响力都相当有限，直到七年战争后才正式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成为影响时局走向的列强之一。作为这一辉煌的缔造者，腓特烈大帝对普鲁士的军事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腓特烈大帝注重军队的训练和青年军官的培养，擅长利用战术上的优势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尤其是七年战争期间的罗斯巴赫战役中，他依靠内线作战的优势，以其独创的斜线战术击败法国、奥地利联军，获得了18世纪欧洲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有腓特烈大帝的珠玉在前，再加上普鲁士以武立国的传统，注重战术上的优势，追求以消灭敌军主力为目的的会战胜利成了普鲁士军事界的神圣法则。但也正因为腓特烈大帝在战术领域内取得的辉煌过于耀眼，以至于使其后来者忽略了，他的胜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懂得如何运用战术层面的胜利，去施展他那不亚于其战术天才的政治谋略，从而达成战略层面的目标。

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腓特烈大帝的军事思想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普鲁士军事改革中的一系列举措，诸如以参谋总部作为军官的培养摇篮、注重战术方面的研究和创新，无不是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所应用过的原则。尽管克劳塞维茨在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后指出，战争应该服从更高层次的原则，即政治目的，现实中的战争应该以是否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作为升级或结束为标准。

但遗憾的是，这一最接近腓特烈大帝本人军事思想的见解在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中并未得到认可，作为一个没有直接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学院派将领，克劳塞维茨在当时普鲁士军队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就连以克劳塞维茨弟子自居的毛奇，也把追求军事上的胜利作为战争的全部目标。德国统一战争中，尽管俾斯麦一再强调，不要过分羞辱法国，不要树立仇恨。但军队将领们却无法理解在军事胜利后反而要在政治上宽和，德法激烈的矛盾成为了贯穿20世纪前半叶欧洲政治的主题。

虽然毛奇并不愿承认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但至少在“在现实战争中，暴力的手段是有限度的”这一点上还是谨遵克劳塞维茨的教诲。德国统一战争期间的三次对外战争大体上都将战争的范围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至少在欧洲范围内没有引起普遍性的恐慌。即使普法战争重创了法国，为日后尖锐的德法世仇埋下了伏笔，但从整体上看，德国的统一并未对欧洲的势力均衡造成根本上的破坏。但也正是因为德国统一战争的辉煌胜利，使得德国军官团有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似乎除了刺刀和尖顶头盔，第二帝国便再无荣耀可言。

电影《克佩尼克上尉》中主角用一身买来的二手军装，就办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完全办不到的事情，虽然是艺术夸张，但“在别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拥有军队，在普鲁士是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的传统在第二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导致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整个国家的战略也都在为战争准备服务的独有局面。德国的整体战争观，终于一步步向着克劳塞维茨所言“理论中的战争”方向发展，那就是战争一旦开始，不到精疲力尽是绝不会停止的。

德国军官团体的一家独大不仅使得德国的整体战略都要为其军事活动服务，也逐渐改变了德国军队的整体运作模式。德意志军人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使得德国在扩军备战方面几乎毫无压力的同时，也使得其庞大的军事体系越发庞大臃肿。沙恩霍斯特在创立参谋总部时，是将其作为青年军官的培养摇篮和国王的顾问团体来打造的。参谋总部负责战争计划的制定及部队日常训练、演习的组织，对各作战部队指挥员缺乏有效的辖制。

为了适应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战争范围不断扩展的新形势，德国军队内部普遍采用任务引导式指挥方法。这一指挥方法最明显的特点是，上级指挥机构只给出明确的作战意图，下级指挥人员在充分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后根据战场情况和自身实际拟定作战计划，在这一指挥模式下，各级作战部队发挥自由度较高。德军自普鲁士时代注重日常训练和青年军官教育培养的传统，使得德军各级部队在自由度较高的指挥体系下总能取得战术和战役层面的出色表现。

如果说在普鲁士时代，国王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作战中的各级部队有着较强的约束，参谋总部的总体作战意图可以通过面呈国王获准的方式成为各级作战部队的最高指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列以及普鲁士王国向德意志帝国的转变，皇帝本人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参谋总部逐渐成为德军作战体系的大脑。但偏偏作为最高指挥机构的参谋总部缺乏对一线作战部队的人事任免权，对于各集团军、军甚至师一级的指挥人员而言，参谋总部的作战部署和指令是不具备太强约束力的。

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和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军队的职能分工不断向精细化发展，站在中下层指挥人员的角度是很难理解整体的战略部署的合理与否。德国统一战争后的几十年间，正好是军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内随着无烟火药、重机枪、内燃机车等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军队的作战效率有了极大的提升，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好战情绪，军人和政客们都断定自己所拥有的军力足够打一场足以终结所有战争的“最终战争”。

越是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就越需要在战略整体上进行周密而审慎的部署，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下，即使有这样的战略部署，也很难在实际执行中被贯彻下去。更何况，即使是德军参谋总部也未能意识到他们下一步所要面对的，将会是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的全面战争。施里芬计划所预想的战争，依旧是统一战争时期那样的一场时间和规模都有限的战争。

普鲁士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有着最先进的战争观，有着最高效的作战机构，有着最高素质的军队团体，但在腓特烈大帝之后，再没有一个整体的机制能够将这些优势整合为战略层面的优势。一战结束后，德尔布吕克尖锐的指出了这一点，但军官团为了维持自身的尊严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但无论如何，一战结束二十年后，德国军队又一次马不停蹄地，一头扎进了“不到精疲力尽绝不停止”的“绝对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