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创新国资国企管理体制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是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对资本属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企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属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以企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的发展片面追求资本收益；国有资本具有特殊的社会主义属性，具有历史使命，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对其经营和监管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中心，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主办的“新时代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明星等专家就如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展开深入探讨。
“管资本为主”是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分享了他对新时代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三点体会：一是“管资本为主”是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举措，对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二是“管资本为主”不仅体现在国资委和国家出资企业的层面，还要体现在国家出资企业与所出资企业层面。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求把更多的经营管理权放给实体企业，实行“小总部、大产业”；三是“管资本为主”是系统性工程，要注重协调性和关联性，需要各方面的改革配套，齐头并进。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国资国企改革需要注重机制创新，企业财富分配机制是应积极探索的方向。改革要搞顶层设计，但是改革本身是个实践问题，需要基层进行实践、摸索和努力，探索混合所有制发展途径。伴随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通过改革不断发展，此国企已非彼国企，此央企亦非彼央企，国有企业与市场化企业之间找到了连接，靠市场化机制开拓了新的疆域，国有企业会在改革上一直走下去。
在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看来，加强国资监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重大决定，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是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对资本属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企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属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以“管资本为主”不仅涉及到国资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变化，而且还将涉及到政府其他部门与国资监管部门、企业的关系变化。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明星认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有助于为“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更加有力促进混合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军民融合发展，有利于充分盘活科技资源储备，切实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效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混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有资本预算导向，促使国资出资人代表机构更加注重新增国有资本投向科创板等优质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同时，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郑东华指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出资人在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此，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即，出资人职能与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关系、尊重和维护国家出资企业法人地位；处理好股东权益与企业法人权益的关系、探索改进企业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处理好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政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三条主线。其中，国资监管由“管企业”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对其它方面的改革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和市场化运作，使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依据公司治理结构和章程对企业进行监管并维护所有者权益，进而在兼顾国家战略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资本经营和投资收益，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管资本”和“管企业”、“管资产”之间是对立统一而非彼此分离的关系，但具体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却很大。这一转变是国有资本做优做强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的必经之路，通过培育和孵化新兴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意义重大。
他特别提出，以企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的发展片面追求资本收益；国有资本具有特殊的社会主义属性，具有历史使命，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对其经营和监管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中心，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以管资本为主就把资本管得过多过死，而是要给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更加宽松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好体系监督。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荣兆梓说，国有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关系因素在于如何实现“管资本”为主，国有资本信托基金制是一个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实现“管资本”为主，就要把国有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分开，不能靠行政授权。下一步国有资本改革，应该建立一个国有信托基金制度，充分利用信托法来规范制度改革，实现资本管理体制的顶层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国企改革关键要在治理机制上有真变化。产权改革的关键是从产权机制入手层层深入，从管理体制问题到机制问题，再到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得到全球业界认可，使国企在全球重要领域里长期保持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中国产权制度创新要包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党执政的共同经济基础。从流量上看，民营经济占大头，而从存量上看，国有经济占大头。用资产流量与存量两只眼睛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管资本以后，国有资产要进一步资本化，真正实现资本运营，就要破除垄断，让各类不同的资本在市场中公平竞争，按照资本规则进行管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仅要依据国有资本配置及其所发挥功能进行“分类”施策，还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层”：在明确“终极出资人”出资行为基础上派生的出资链条治理权力的分层；配合“分类”取向，联系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不同环节层次，选择国有资本配置重点和动态优化举措；在明晰公有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概念基础上，结合政府财政账户体系，对不同政府层级的公有资产配置运营内容和管理方式加以分层。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吴栋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对手变成共同经营企业的“兄弟”，按照等量资本领取等量利润，以这种方式处理民营资本与公有资本的关系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能够保证国家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认为，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时候，国有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包括逆周期调节经济的作用，执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例如重大项目攻关和创新。这些作用意味着国有企业不应以利润挂帅，也不应与民争利。从管企业走向管资本，必然要求国有资本根据需要退出与民争利的行业，进入具有巨大风险的领域，从而实现国家战略，这样更有利于国有企业不以利润挂帅和不与民争利。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杨春学认为，当前国企改革在理论方面仍存在一些困惑。国有企业可以充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源于不同的理念。视角不一样，理论就不一样。国企改革同样存在实践方面的困惑，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重新进行产权制度安排，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其核心是治理问题。但是，一旦混改完成后，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如何取长补短、取哪些长，补什么短，通过什么方式取长补短，在激励机制方面如何发现差异等，这些都是实践当中令人困惑的地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报》主编孟捷表示，国企改革问题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家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一块在理论上是欠缺的，现有研究仍局限于原有的国资国企。市场失灵能够帮助理解国资国企的作用。国资国企有一般意义上的克服市场失灵的作用，但市场是有结构的，不同的市场其规律不同，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国资国企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管资本作为一个原则要慎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柴高峰介绍了国家电网公司在多个领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推动放大国有资本，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