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日本经济观察：消费税大考

作者：洪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日本经济2019年面临的一道大考，是10月份消费税从8%上调至10%。

这与时下的潮流是相悖的。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长期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渡过难关，央行是救经济的主力。财政政策出力相对少一些，除中国之外，一般的国家受赤字和债务“天条”约束，不敢放手去干财政该干的事。近几年，央行方面的反弹开始强了起来。一方面，经济中投入过多的货币，央行实在是后怕；另一方面，质宽、量宽的空间都用到了极限，再有危机，央行拿什么作为弹药。在这一背景下，要求财政发挥作用、分担责任的呼声便多了起来。

财政发挥作用，一是减税，二是增加支出。纯从财政的角度，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有悖于财政纪律的，因为赤字会扩大，债务会增加。财政官员的不情愿，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该出手时也得出手。这几年，全球出现减税的潮流，争相比谁的所得税最低，以吸引四处寻找“税收洼地”的投资者。特朗普的政纲之一，就是大幅减税，尤其是公司所得税。其目的，就是要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同时吸引各国投资。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原来是35%，现在是21%，已经是各国之中所得税率最低的水平之一了。

长期以来，美国公司为躲避国内的高税率，有2.6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囤积海外，不敢回家。特朗普这次减税，针对性地提出税收“半豁免”方案（Tax Semi-Amnesty），吸引这笔资金回流（现金一次性补税15.5%，设备一次性补税8%，即可既往不咎）

其他国家也不甘人后，一时间，全球出现减税潮，争相探底（A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这场减税战，实质上是对国际投资者的争夺战。

日本亦不甘落后，其企业所得税率已降到30%以下。如果企业影响政府号召，给员工加薪或投资于ICT，还可以进一步实质性降税到25%和20%。

但是，与一般人思维不同的是，日本税改却是有升有降、有增有减。在跟随潮流、调降企业所得税率的同时，日本却在不断地调高消费税率。一般的理解，减税的逻辑是为了刺激经济，是扩张性的，增税，却具有明显的紧缩性。经济逻辑相左的两种措施，并列出现在安倍经济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增税的不得已

这种相左，恰恰突显了安倍政府和日本经济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经济长期不振，需要通过安倍经济学一系列扩张性措施，刺激经济走出萎靡；另一方面，由于人口高龄化，社会保障支出只增不减，财政压力日大，在支出刚性、不容节流的情况下，只能在开源、增税上想办法。增税，显然不能从生产性的企业身上下手，否则就是杀鸡取卵。尤其是在全球争减企业税的大环境下，日本30%的所得税已经不低了，难不成要把所有日本企业都逼出国吗？

两害相权，日本增税的唯一选择，只能是税基最广的消费税。此税，从实质上，类似于各国普通采用的增值税。我们在日本购物或消费时，看到的价钱是一回事，最后收银台付的款项是另一回事，两者的差额就是这个增值税。

说税基宽，是因为这是所有消费者都得交的税，无论你是老人、儿童还是劳动力。不同于所得税，有得才征税。对一国税收来说，理想的选择是税基宽而税率低，这样的税制稳定性、可持续性强。

日本的各种税中，消费税比较符合这一标准。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希望，在于消费税的稳定、持续提升，以应对人口萎缩、老龄化带来的税基萎缩、支出增加，尽可能将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控制在不至于引发恐慌的范围。否则，一旦大家对日本国债信心动摇，为时就晚了。

增税与通缩

还有一重考虑，与安倍经济学终结通缩的目标相关。日本经济苦“通缩”久矣。与人口趋势不可逆不同，通缩是可逆的，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法子。安倍经济学这一次可谓穷极手段，要终结物价持续下跌的局面。

持续上调消费税，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目前还很难判断。从技术上，日本已经走出通缩，但并未走出通缩的阴影。而且，这艰难的“走出”，还是数管齐下的合力结果。日本央行空前力度的QQE，到现在还没有任何退出的迹象；劳动力奇缺，老人、妇女、青年、长期失业者都上了阵，十几年不变的工资基数开始上调了；企业利润处历史高位，企业不缺钱。这些，都在日本走出通缩的过程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不好厚此薄彼。

单从逻辑分析，消费税从5%上调到8%，再从8%上调到10%，消费者感受到的价格一定是涨了。这种普遍性的、“涨了”的真实感受，是日本央行和政府乐见的。因为长期以来，日本消费者的感受，是价格一直在降。现在，不一样了。这种真实感受，会影响到日本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前文说过，在通胀的实践中，预期的作用是很大的。从基本面看，由于产出缺口为正，已经具备了通胀的基础。诸事具备，缺的就是预期了。

经济后果

投鼠忌器。安倍政府上调消费税最大的担忧是经济。加税如加息，对经济都是紧缩性的，时点、力度、节奏掌握得不好，会有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危机。日本1989年起引入消费税，1997、2014年两度上调消费税率，对经济都有抑制作用。

1997年那一次，对日本造成的心理阴影最大。日本股市、楼市于九十年代初相继破裂后，95、96年恢复性增长，96年第二季度年化增长率甚至达到4.3%的强劲度，使日本政府有信心出台财政整固政策，将消费税从3%调高至5%。结果，日本经济一头栽回衰退，通缩从此成为日本经济的顽疾（Taking Root）。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日本消费税上调的步伐由此停顿了17年。

日本经济界对97年衰退与加税的关系其实是有争议的。97年加税时，日本经济已经见顶，消费下滑，出口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集中爆发。各种不利因素总和，将日本经济推入衰退，不能简单归咎于加税一项。

97年，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当时的日本政府，在连续两年经济增长的鼓励下，在加税的同时，中止了实施数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不再为经济增长“护航”；货币政策方面，当时的日本央行尚未接受“量宽”的理念，认为接近于零的低利率水平已是央行可为空间的极限。这些在今天看来过于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后见之明看来，是日本经济其后持续衰退的又一原因。

2014年4月，安倍政府再次尝试上调消费税，从5%提高到8%。吸取97年的教训，安倍政府此次做足了功课，财政刺激、空前力度的QQE齐齐护航。但是，结果还是出乎意料，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原已有起色的核心通胀率，也从1.5%跌落为负。

国际上的质疑声，对安倍政府也形成压力。IMF等三驾马车为希腊等深陷欧债危机中的国家开出的紧缩（Austerity）药方，以增税、减支为核心，实行财政整固。这两大措施，对经济都是紧缩性的，不仅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带来痛苦，由于经济短期内难有起色，“短痛换长痛”的逻辑也失去说服力。以Paul Krugman和Joseph Stieglitz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公开批判这种紧缩政策的逻辑，对各国奉为圭臬的赤字、债务红线也颇不以为然。他们对日本政府在经济增长依然脆弱、通缩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出台加税措施明确表示反对。

经济在加税后的表现、希腊等国家的紧缩覆辙、国际知名学者的反对，终于动摇了安倍政府原拟于2015年再次加税的决心。

但是，这只是延迟，而非取消。安倍经济学里，不能只有量宽、财政刺激这样的糖豆，也要有着眼长远、短痛换长痛的财政整固。2019年10月，日本将迎来消费税的再次上调。这次上调，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对经济的影响，可以预测，但难以准确逆料。加税，是一门艺术。从日本消费税的历史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2019年的日本经济来说，10月，将是一次难料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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