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女性生儿育女的非常规历史

要不要生儿育女是女性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而且这一决定往往不在女性自己的掌握之中。最近有两本新书探讨这一话题，分别是英国学者罗娜·吉布（Lorna Gibb）的《无生的声音》（Childless Voices）和萨拉·诺特（Sarah Knott）的新书《生儿育女：非常规历史》（Mother: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这两名学界女性收集整理了多种女性体验，并饱含个人感情地进行写作。虽然一本是关于做母亲的经历，一本是没有生养子女，两本书都跨越了文化和地理界限，爬梳旧日档案、挖掘口述历史，叙述了众多故事和声音，从而来理解她们自己的个人故事。

吉布的《无生的声音》在很多层面上读起来都让人心痛。这本书从她自己的经历开始——可悲的是，这种经历太普遍了——她患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但是20多年都没有诊断出。尽管她有时疼到昏厥过去，有一次碰到一个男医生竟轻蔑地说：“有些女的就是月经不调。”等到最终被确诊时，她的身体已经无法自然受孕，而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所谓的“邮编彩票”制度之下（postcode lottery，即英国居民获取的医疗服务与其所居住的社区即地址有关——译者注），她和她的丈夫无法免费使用试管婴儿技术（但若在邻近的地方，他们就可以享受两个周期的免费服务）。到40多岁时，吉布早已学会驳回别人对她没有生养的轻率评论，但她在书里写道，“我渐渐发现，即使在我们这种进步的西方社会，没有孩子仍然是一种耻辱。”

吉布的回应是向外看——阅读、旅行、收集不同文化里别的女性（有时候也有男性）的故事。不孕不育在很多地方是“一种耻辱，甚至意味着放逐、自杀或者进而相信自己是受了诅咒……她们的日常我无法完全理解，但至少我能感受她们的状态”。吉布的同理心是推动她研究的动力，她说相比起来，她自己的情况已算幸运，即使她有时也忍不住稍微把怒火对准失败的医疗服务以及陌生人的随意武断。她写道，有一次，BBC主持人维多利亚·德比谢尔（Victoria Derbyshire）在一个关于叙利亚三岁小难民亚兰·库尔迪（Alan Kurdi）的新闻节目开始时提醒观众可能会感到难受，前提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无生的声音》

吉布讲述的故事往往让人心碎，有些甚至十分恐怖。她的书里写道，加纳的一些妇女被流放到所谓的“女巫营”，在那里她们免费给当地首领干活。印度农村的一些女性因为无法生育而被虐待、暴打、流放、甚至最后走向自杀。她还写了一对印度夫妇杀害了邻居的孩子进行人祭，因为听信一个密宗师父说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孩子。另外还有些女性跪着爬到希腊或伯利恒的神社面前，想要寻求最后一点希望。当然也有英国女性因为试管婴儿连连失败而债台高筑，最后被迫流离失所。

吉布的书根据不同的无生育理由来组织篇章。有些人是被迫不要孩子的（不孕不育，伴侣过世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有些是政治上的原因（种族强制节育、女性割礼、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当然不是所有的都这么惨痛，书里还有两章分别名为“适应的人们”和“做出选择的人们”，讲述了人们在生儿育女之外找到了家庭和社区群体的全新意义。

历史学家诺特在她的新书《生儿育女》里揭示，家庭在不同时代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怀上第一胎时，诺特试图挖掘16世纪以来不同群体的女性被遗忘的为人母的历史，从而也理解自己的经历。她主要研究了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但美国呈现出更明显的多样性，因为包括了土著妇女、早期拓荒者，以及经历过奴隶制及其余波的女性。当然，这些故事本身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在过去，能用书信和日记留下关于生儿育女体验的女性绝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有闲阶级。只有近些年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才开始对收集工人阶级和土著妇女的口述史感兴趣。

《生儿育女》

诺特在书里写道：“试图打捞起女奴隶、女性原住民、或者我这样的工人阶级的女性生儿育女的故事，要比一般要难得多。”但是她没有放弃，发现了众多可供研究的“碎片”。

“对我而言，描写这些碎片化的轶事，有助于我游走于大写的‘历史’和……照顾婴孩的枯燥生活之间。”而这些轶事也成为这本书的肌底。诺特想要捕捉到初为人母时生活总是容易被打断的感觉，她经常写到她正在做研究，但是又得照顾孩子睡觉或者吃饭。书里这种回忆录式的描写也许比历史叙述要少些精彩，但或许那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当代女性从自己角度书写生儿育女经历的缘故。诺特按照自己孩子的生长过程的时序谋篇布局，同时加入别的女性的叙述从而来书写更宏大的历史转变——这也算是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框架。

反性骚扰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女性可以从倾听和分享长期沉默的经历里获取力量和养料。同样的，这两本书也告诉我们，从不同的声音里可以学到很多，在各人不同的故事里也可以寻找共同之处。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