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奸将军”到民族英雄
日军很清楚这次战役意味着什么：打下宜昌，进逼重庆，中国就真的彻底被逼入了绝境。中国军队也知道，德国已经攻向法国，英法自身难保，美国恪守中立，苏联在诺门坎同日军达成妥协，环顾整个世界，只有中国人独自支撑着危局，没有盟友、没有援军，这场仗要么成功，要么成仁。
背水一战的中国，这次派上前线的，都是一流的猛将，李宗仁、汤恩伯、孙连仲、黄琪翔。
然而，当时令很多国人和媒体不满的是，这样一场重要决战，却让一位被看做汉奸的将军，担任了重要职责，他就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但是在战斗中，这位下辖三个军的总司令，在没有其他部队配合行动的情况下，只带着两千人，孤军深入日军虎狼重围，力战后自杀殉国，以这种方式慨然求死，令当时世人不解，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的呢?
1940年2月，日军通过《宜昌会战指导方针》，决定“击败第五战区主力，削弱蒋介石的军队，进而促进对华政治的谋略工作。4月23日，日军向九江以西发起进攻，中国第九战区随即高度警戒，准备迎敌。
但实际上，这是日军声东击西的一个计谋，5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突然兵分三路，扑向第五战区，并采取两翼迂回、中间突破的战法，向枣阳发起了进攻。
根据日军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予以坚决围歼，并将宜昌设定为第五战区主力被绝杀之地。
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日军只有八万兵力，而中国军队有三十五万人。
然而，日军一路上攻城掠地，却始终没有找到中国军队主力，园部以为，怯弱的中国军队，已经望风而逃。
8日，日军宣布，成功达到第一阶段作战目的。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在蒋介石掌握中，
在此次战前的4月19日，蒋介石就训令李宗仁：“最近日军的战略是速进速退，在一星期内返回原来态势，故应夹击和截击其退路。”8日晚上20时，蒋介石急电李宗仁，表示“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第五战区应在战场附近围歼敌人”。
10日，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法军一败涂地，而曾经在法军中留学过的园部和一郎，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部队第11军，也同法军一样陷入了重围。在北边，汤恩伯率第31集团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攻向留守的第三师团，在南边，张自忠率第33集团军五个师渡过汉水，切断日军在枣阳的补给线，冲向日军第13、39师团，准备南北夹击日军。
汤恩伯率领的第31集团军，包括被日军称为头号敌人的第13军，都是中国部队的精锐。日军第三师团苦战不支，陷入绝境，求援电报不断向指挥部发去，声称全军即将覆没。面对战场局势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园田第11军指挥部也陷入了混乱，在三天的时间里，园田苦思对策，一筹莫展。14日，园田只得下令：第三师团全力自行向侧面撤退，而第13、39两个师团，全力进攻实力较弱的张自忠部队。
张自忠，字荩臣，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七七事变后，临危受命，同日本人进行谈判交涉，当时，很多处于狂热抗战情绪中的国人认为，只要和日本人和谈，都是汉奸。很多媒体也渲染道：张自忠和板垣征四郎是铁杆兄弟，张自忠准备接受日本扶植卖国求荣。在媒体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将张自忠免职，但很多人不依不挠，认为张自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甚至出现民众请愿，要求枪毙张自忠。
面对公众舆论冠以的汉奸名号，张自忠将军一直深以为耻。
抗战爆发后，张将军时刻想着以死明志，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留着泪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以后每一次战役之前，他都会写一封表明必死决心的遗书。
在这次宜昌会战中，他经常把他的司令部，推进到最前线督战。
5月16日上午九点，日军指挥部惊喜地发现，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司令部，竟然自投罗网，跑到日军的军事范围内——宜城东北约10公里的沟圆。
日军随即集中全力，向沟圆发起猛攻。一直激战到下午，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张自忠身先士卒，身中五弹，最后拔枪自杀殉国。临死前留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日军集体列队向遗体敬礼，第39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当年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中的谈判对手，特地找了一口好棺材，把将军郑重埋葬。当晚，三十三集团军一支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拼死抢回了将军的遗体，在遗体运回后方时，日军宣布停止空袭一天。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蒋介石扶棺大哭，他肯定想到了张将军为国家大计忍受的屈辱。
那一天，全中国都在哭泣。
从此，国人和媒体开始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众口一词千夫所指的“大汉奸”。
这位忍辱负重的张将军，最终以二战盟军牺牲者最高将领的身份，名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