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

刘明 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几年来，“一带一路”常讲常新，不断有新故事、新思路、新进展、新讨论。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也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关注、讨论“一带一路”的人群日益广泛，从相对集中在精英人士日益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益扩展到几乎世界所有国家；二是海内外受众关注的问题、讨论的话题日益深入，更多具有互动性质和深入探讨性质，要求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不断在实践中去研究、总结，并进而回答、阐释。

从收获早期成果到实现可持续发展

简单的“讲故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海内外受众的需求，更无法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在讲故事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讲好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收获了丰硕的早期成果，这样的判断不仅站得住脚，而且事实早已经超越了这样的判断。

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关注的议题也在不断深入。人们不仅在讨论基础设施的建设、沿线经济项目的开发、延伸的产业技术合作，而且进一步在聚焦“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进一步关注开放、绿色、创新、包容、合作的共建。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不断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透明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合作开放问题、金融支撑问题、营商环境问题、风险管控问题、安全保障问题、社会责任问题以及“债务陷阱”问题等不同方面的核心关切。

当前，特别需要对“一带一路”建设几年来的成果和经验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对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突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趋势与中国选择，并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样的问题既涉及经济领域，包括对“债务陷阱”问题的系统阐释与回应，也涉及政治、安全、社会、环境、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和领域在哪里、“一带一路”建设如何能够惠及沿线各国人民、运用什么样的平台和方式能够吸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等等。

讲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才可以让国际社会相信，“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城一池、一时一刻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的“21世纪最大的故事”，这样那样的“陷阱”论也会不攻自破。讲不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难以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信心，“一带一路”建设就难以在收获早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从推动全球发展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参与者来自亚、欧、非甚至美洲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涉及地域日益广泛。参与者身份也日趋多元，代表性日益增强，涵盖政界、智库、国际组织、企业界等不同的领域。

组织规模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将地域、领域、见解等各不相同且如此众多的参与者整合到一个宏大的倡议、一项伟大的建设之中，的确并非易事。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加以解决。

组织国际合作，讨论并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全球治理”。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整合来自全球的参与者的过程中，需要坦诚沟通、共同努力，更需要共同的规则、程序，需要大家认可的方式、方法。这些规则、程序、方式、方法将形成一系列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的稳定化、模式化，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了解决政治与安全等综合性、全球性问题，战后形成了运作至今的联合国体系。特别的，在全球经济领域，为了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体系；为了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为了促进国际性的重建与开发，产生了世界银行体系；等等。

由于历史原因，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免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冷战结束后，这样的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所谓“国际机制”还一度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全球性扩张。但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整套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遭遇了普遍的质疑，推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变革”成为时代潮流。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身逢其时”，其空前规模的新型国际合作为新型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整合国际资源，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式、规则、程序、体系不断成熟、稳定，就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渐进形成。我们讨论多年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今天正发端、发展、成熟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伟大实践之中，并必将结出变革的花蕾。

从倡导新型国际合作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时空，展现出新型国际合作的无穷魅力和广阔前景。这一倡议也是对人类发展未来的美好憧憬，处处闪烁着全新的理念和思想的光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提炼好、展示好这样的理念和思想。

仅以“五通工程”为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也是新型国际合作所应予遵循的重大原则，更体现着有别于传统国际开发模式的全新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理念。今天，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时代潮流。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实践也已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增进了解、促进互信、加强合作的平台，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了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增添了不竭的动力。经过几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逐渐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找到了伟大的“天下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到了现实路径。

讲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中所蕴含、所体现的核心理念，讲好“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这一内在逻辑，是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者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思想理论界应予重点研究、阐释的十分重大的理论课题。在这一领域，思想理论界和国际传播界的确可以大有作为，也应当不断推出更杰出的思想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