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需求、新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这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诗和远方

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就可算得上中等收入国家；若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那就算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之列。我国人均gdp在2010年超过了4000美元，就此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图注：现代化城市

那么，梳理过往，能总结出哪些经济逻辑?前瞻未来，又有哪些投资新趋势需要重点观察?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的，既有国外的因素，但更多还是国内因素。总体而论，今天的中国经济逻辑呈现四方面的显著特征:需求侧是全球化4.0、城市化2.0；供给侧是工业化4.0、信息化2.0；投资侧是创新驱动、硬核研发、跨界并购；分配侧是共同富裕、精准扶贫、收入再分配。据此，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当下是全球经济的十字路口和中国经济充满张力的新时代。通过高水平开放突破全球化逆境，深层次改革降低体制机制成本，中国经济定能穿越迷雾，拨云见日，预见未来。无疑，这需要这一代中国人表现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将改革开放推向更高的层次。

图注：中国经济

邵宇这些年来的研究领域覆盖全球宏观、中国宏观、权益债券投资策略和金融工程，他最新出版的《预见未来新时代投资机遇》，立足于中国，兼具全球化视角，既有对全球化的透彻分析，也有对新时代的深度思考，从全“新”的角度解读新的时代、新的投资、新的供给、新的需求、新的调控、新的全球化、新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而梳理中国未来5到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宏观经济走势与各领域中的关键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因而，世界经济走软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下行压力。

图注：美国总统特朗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增速将在2019年将放缓至2.1%，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冲击下，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正在减退。世贸组织(WTO)预计，2019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3.7%，连续两年下滑。对此，我国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致力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据此，邵宇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新需求、新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征程。

图注：开往春天的高铁

先看有效投资。鉴于以往的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所以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无疑，这将激发对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投资都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推进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图注：城市化

次看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提高、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20世纪70年代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变为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再变为空调、电脑、录像机。时至今日，第四次消费升级的代表是房地产、汽车和医疗保健这“新三大件”。在第四次消费升级过程中，旅游、高端白酒、乳品、葡萄酒、平板彩电等子行业龙头，和以4G、互联网有线电视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产品，文化传媒、电子信息等创新性消费概念，又使人们的消费多样化，尤其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为居民带来了更大的消费空间。

图注：海口世纪大桥

大消费时代的到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都跟团去过新马泰、日韩、欧美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十来天时间，至少要花费一万多块钱。他们不光在国外旅游，还在国外采购，看看他们从国外买回的各类高科技日用品，就可窥见当下国人的消费能力之一斑。不妨这么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布局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民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从企业的角度说，在大消费领域，转型期面临的竞争异常残酷，但“识时务者”总能在不断涌现的崭新机会中占领风口。无疑，在高层的战略思考中，“定位”将是关键词。毕竟，在未来整体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中，企业管理者如何找准定位，至关重要。

图注：日本旅游

再看新全球化。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新的市场。新的出口是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将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推进外汇投资，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必然要求中国拿出全新的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让我们在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提升一个量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信息等领域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图注：一带一路

经过上述结构调整和杠杆腾挪，邵宇判断，中国经济当能逐步走向中长期可持续的新增长阶段。主要动力包括投资层面的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其中内需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深度城市化主线上来。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稳步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超级城市群里，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应该依据各自的人力资本、资源禀赋以及产业链确定不同的产业分工，形成空间经济合力和内聚力，实现不同城镇化体系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同时，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城市运作阶段，包括创建软硬件并重的绿色智慧城市和创新适应大城市圈发展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图注：全球化的中美较量

邵宇估计，未来的需求会变成全球化4.0，中国将扮演重要角色，深度城市化(城市化2.0)会是经济地理格局的大调整。供给侧则直接越过工业化3.0，奔向工业化4.0，也就是以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规划指导的新工业升级以及通过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data)、云计算(cloud)赋能的信息化2.0。同时，随着一部分人已富起来，分配侧的趋势会演进成共同富裕、精准扶贫、收入再分配。很清楚，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变化的时代最大的投资逻辑。

图注：上海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言:“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中国消费者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有能力表达对价值的认知、理解和体验，而能与消费者深度互动的中国企业开始真正具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这，正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诗与远方”。（彭忠富/文；3.16《上海证券报》；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