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枪声响起，欧洲也要抖三抖

【3月15日，新西兰南岛克莱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又名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其中多为在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民众。

一份在网上流传的“自述书”显示，嫌犯——28岁白人男子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宣扬自己反移民、反穆斯林理念，表示要“发动屠杀报复入侵者”。

新西兰枪击事件发生后，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欧洲政要们纷纷发表声明，一致谴责这起恶性事件。各国政要们态度一致，也是心有戚戚，毕竟作为大多数中东移民的目的地，欧洲已经容纳了270多万中东难民，他们带来的就业、福利、安全压力，早已引发本国民众不满，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席卷欧洲，危机四伏。

美国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曾著书《民粹主义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对欧美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梳理。其认为，欧洲移民人数的快速增加，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增添了筹码。本文为其书摘，录入时略有修订。】

（文/约翰·朱迪斯）

欧洲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再充足这一事实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增添了砝码。

从积极雇用到反对抱怨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雇用外籍工人。1956年，西德雇用了9.5万名外籍工人，到1966年，这一数字增至130万。1946年至1970年间，200万名外来工人及他们的69万名家属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也实施了相同的劳动力引进计划。

在这些国家，雇主开始不依靠政府部门，独立招聘雇员。瑞典等国家向愿意来欧洲工作的移民打开了国界。法国等前殖民强国鼓励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来法国工作。20世纪70年代早期，410万外籍工人在德国工作；在瑞士，这一数字是100万；法国则为340万。

在这一时期，西欧几乎没出现过任何反移民情绪。移民并不会与欧洲各国本国国民竞争饭碗，欧洲人也认为，这些外国人只是暂时来此工作，他们总会回国。

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改变。彼时，劳动力不仅不再短缺，反而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西欧不再正式雇用外籍工人，甚至提出为外籍工人提供资金补贴，鼓励他们回国。然而，这一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们愿意回国，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劳工则留了下来。

非洲和中东的经济条件远比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欧洲糟糕，这些地区的工人不仅留了下来，还利用欧洲法律之便，将家人也带到欧洲，而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高于欧洲各国的本国国民。结果是，移民人数及来自非欧洲社会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比例双双持续上升。在法国，从1968年至1982年，来自北非西部马格利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增加了16%。

马格利布地区地理位置

在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难民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寻求庇护的难民进一步扩大了非欧洲移民人群的比例——从1983年的7.5万人增至1989年的32万人。自此，该数字持续攀升。在丹麦，非欧洲移民人数从1980年至2005年增加了268902人，增长率为520%。

大多数移民初代从事的是制造业的工作，而今天的移民要么失业，要么在酒店、饭馆或建筑工地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聚集在下层社区和郊区，巴黎、马赛、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鹿特丹和哥本哈根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移民聚居的社区，犯罪率飙升，这些社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大）往往与本国人聚集的社区在文化上处于隔绝状态。

资料图：视觉中国

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人们已经开始对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感到恐惧和愤怒：

1991年欧洲委员会发起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12国中，2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该接受来自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移民。在法国，这个数字是33%；在丹麦，这个数字是25%。56%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法国接纳了过多移民，24%认为法国不应为难民提供庇护。

自1988年起，调查结果的变化也非常显著。1988年秋天的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18%的受访者希望限制移民权利，到了1991年，这一数字升至33%。

根据2002年第一份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欧洲人对移民的首要抱怨（按照内容排列顺序）是：推高了犯罪率、享受的社会福利高于所缴纳的税款、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然而，许多欧洲领导者忽视，甚至贬损国民的这些情绪。研究欧洲人对移民态度的欧洲委员会被称作“挑起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调查委员会”。

右翼民粹主义党借机崛起

最初，各个政治党派，特别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倡接纳（包括非法进入欧洲的移民在内的）所有外国移民。这给右翼民粹主义党派留下了可填补的政治真空地带。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这些民粹政党、其他更老牌的民粹政党及许多新生民粹政党开始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国民阵线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选中吸引了10%至15%不等的票数；在2002年的大选中，其总统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斩获16.8%的票数，后又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击败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

丹麦人民党于1998年首次参加总统大选，获得7%的票数；2001年11月，该党获得了13%的票数，位列第三。

奥地利自由党所获的票数从1990年的16.1%猛增至1999年的26.9%。

瑞士人民党所获票数从1991年的11.9%升至1999年的22.5%。

挪威进步党所获票数从1985年的3.5%升至1989年的13%，以及1997年的15.3%，最终成为挪威第二大党。

这些党派之所以能够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及难民的不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当中，这些党派将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和税收制度转向移民问题。

1992年秋，奥地利自由党宣布了“奥地利第一”（Austria First）计划，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宪法确定奥地利为非移民国家。

挪威进步党曾因移民问题产生党内分歧，但在1997年的大选中采取了强硬立场，这一举措将其选民票数从1993年的6.3%提升至当年的15.3%。

1995年脱胎于进步党而成立的新丹麦人民党提出了一项包括了十个要点的计划，呼吁遣返难民、废除社会民主党允许移民三年后参加地区选举投票的立法。

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他对欧洲移民政治的研究中将丹麦人民党描述为“对移民问题最为执念的欧洲政党”。

丹麦人民党现任主席Kristian Thulesen Dahl（图/东方IC）

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丹麦基本上逃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丹麦的福利政策最慷慨，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最轻微。人们对移民和难民的抨击多产生于社会文化方面，而并不完全出于经济担忧。

丹麦人不担心移民会抢夺他们的工作，他们反感的是，移民不工作，却免费搭乘丹麦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便车。（任举一例，丹麦政府为失业者连续四年无偿支付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90%。）丹麦人对这一点的担忧有经济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本国福利制度的理解——丹麦的高福利基于高税收，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上分享相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不会想要占国家慷慨之便宜。

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进入丹麦，人们对移民的批评也有所增加，并愈发体现在犯罪率和宗教活动上。

人民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受路德教派牧师索伦·克拉鲁普（Søren Krarup）的影响。“在格利斯楚普和人民党之间有一道缝隙，”《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专栏作家、曾就克拉鲁普著书的迈克尔·亚尔文（Mikael Jalving）解释道，“而克拉鲁普填补了这道缝隙。”

克拉鲁普（资料图/jyllands-posten）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克拉鲁普就坚持认为，丹麦人秉持着某种深受路德派教义影响的特殊文化，而路德派将伊斯兰教放置在其对立面上。克拉鲁普本人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场政治运动。

克拉鲁普对丹麦移民政策的讨伐也源于丹麦议会1983年通过的某项《移民法》，《移民法》对那些从两伊战争中逃至欧洲的难民表示欢迎；该法案通过后，每年不再是几百人，而是有成千上万名难民进入丹麦。

克拉鲁普谴责该法案允许大量难民“不加控制、不加节制地踏过我们的国界”，这是“法律上的自杀行为”。1997年，克拉鲁普受邀在新组建的人民党党代表大会上演讲；2001年，他代表人民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议会的移民归化委员会负责人。

主要党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抨击人民党及其领导者、曾经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的皮娅·柯丝高。在当年的议会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对柯丝高说：“你不是家养的。”他用的是stuerene一词，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没有学会在小盒子里小便的动物。

不过，柯丝高是笑到最后的人。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攻击美国后，对穆斯林移民的担忧在欧洲增长蔓延。在11月的大选中，整个大选被移民议题主导了。人民党获得了13%的选票，从社会民主党手中成功夺去了自1924年该党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纪录。大多数蓝领工作者支持人民党和自由党。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问题在法国社会就已经与穆斯林融合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就穆斯林女孩是否应该戴头巾去学校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1995年，某群体在巴黎地铁上引爆炸弹；2002年4月，“9·11”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担忧，这种情绪也帮助了让-玛丽·勒庞击败若斯潘（此前若斯潘曾让8万名移民非法进入法国的行为合法化。）

让-玛丽·勒庞（资料图/视觉中国）

荷兰社会也存在相似的担忧，并引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大选。

荷兰的主要党领导层强烈支持移民及建构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荷兰社会。而持异见的中间民主派领袖汉斯·扬马特（Hans Janmaat）则早在1997年就宣布，“荷兰不是移民国家”，“一旦掌握机会和权力，我们将废除多元文化社会”。后来扬马特因煽动种族仇恨受到指控，并被定罪。

2002年，当“9·11”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笼罩全世界，曾因反伊斯兰观点被逐出某一政党的公共演说家、杂志专栏作者平·佛图恩（Pim Fortuyn）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平·佛图恩党（the Pim Fortuyn List），反对伊斯兰教对荷兰的影响。

就在距离大选日仅仅九天之时，佛图恩被一个左翼活动家刺杀了，此人反对佛图恩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然而在大选中，平·佛图恩党仍旧获得了1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失去了佛图恩，该党最终分崩离析。

有人将平·佛图恩头像刺在背上（图/东方IC）

2006年，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党——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继承了平·佛图恩党的主张。

扩充工薪阶层选民

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对移民政策的态度获得支持，其政治基础也愈加广泛。

国民阵线和自由党等第一批民粹主义政党是小布尔乔亚政党，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乡村小镇的小型业主和小农场主——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基础重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引领了欧洲的右翼势力。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民粹党派选择通过扩充工薪阶层选民基础来增长壮大，而工薪阶层传统上支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共产党。

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逐渐在北方赢得以蓝领阶层为主的城镇的支持。曾于1988年总统大选期间为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投票的选民中，有1/3在1995年的大选中转而支持勒庞。“我们是工薪阶层的政党”，勒庞骄傲地声称。

这些政党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并非仅仅因为其对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还包括，这些曾经代表了小企业主反税、反政府观点的政党正在张开双臂，拥抱社会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会民主主张：

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该党不再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

丹麦的人民党也与上一代人的反税理念说再见，成为丹麦公共部门所施慷慨的拥护者，当然，条件是这些福利仅为丹麦人享用；

挪威的进步党在1997年的大选中也采取了相似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奥地利，曾秉持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自由党，将执政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纳为己用。为了加入欧盟，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的人民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领导了奥地利囊括各个行业的大范围私有化进程，导致10万份工作在这一进程中丧失。自由党迎合了公众对这一举措的愤怒，扛起福利国家大旗，并大力批判欧盟的经济和全球化政策。这一招非常有效。在1986年的选举中，该党10%的选票来自蓝领工人；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至47%。

西欧范围内的其他右翼政党也收获了相似的成果。得益于其对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曾经的小布尔乔亚如今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代言人了。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