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获得2843票赞成，赞成率为96.4%，创历史新高。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用心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针对如何破解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的量刑标准较轻等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新京报：报告中提到了齐某案，即齐某强奸、猥亵多名女童，拒不认罪，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改判无期徒刑。有代表认为，当前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量刑标准较轻等问题，期待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此，您怎么看？

张军：关于侵犯儿童身心健康案件，法律规定得其实比较具体，司法解释更加明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根本问题还是在办案实践中如何领会、落实法律，如何提升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能力。

报告中谈到的那起抗诉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可为什么会出现抗诉呢？主要还是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规则的认识问题。每一个案件的证据都有不同，不可能一个司法解释“一网打尽”，都要结合具体案件。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就算是犯罪行为相同，年龄可能不同，主观恶性也可能有差别，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代表们关注的这起抗诉案件，在最高法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就谈了这样的证据观点，性侵案件跟抢劫、贪污这类案件有很大不同。抢劫、贪污案件一般会有人证，会有书证，但是性侵案件往往是“一对一”的。

性侵成年人案件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有不同。成年人能稳定地叙述出犯罪过程，如果他的陈述一会儿一变，那么办案人员就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孩子在家长、老师、警察等不同人面前，陈述的事实有出入有变化，在每个人身边讲的可能都不一样，这种变化恰恰就是规律，因为在有的人身边，比如警察，孩子可能不大懂一些专业性的询问，陈述出来的事实就会有变化。如果孩子的讲述始终没有变化，在谁面前讲得都一样，反而应该引起办案人员的怀疑了，是不是有人特意教的呢？

这起抗诉案件，案发前已经在孩子中间传开了，可是家长并不知道。这符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规律，孩子遇到事情经常会先跟自己身边的小朋友说。

案件最终发案是来自一个学生家长的举报，这名家长又跟老师齐某的关系很好；齐某曾经把孩子领回家里照顾，家长感激他，显然不会有意去诬蔑被告人；孩子说了自己被性侵的具体地点，当地公安机关办案很仔细，每一个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并实地测量，证实孩子讲述的犯罪地点确实符合作案的行为、特征，这都是别人教不出来的。

最终，审判委员会上，认定这起案件的证据是非常扎实的，17位审委会委员几乎一致，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新京报：但是我国不是判例法，成功处置了这起案件，怎么避免其他案件也有量刑偏轻等问题？

张军：分析这起抗诉案件，证据、规律有没有？有。可是就算是有了，每个案件都不一样，这就需要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总结。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有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我们不仅要扎实办案，还要善作总结。每一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司法解释”，所以总书记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就这起案件而言，一个案例的作用可能胜过一些规范解释。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校对：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