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董强： 去产能 促消费 优化船舶产业结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工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船舶工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落实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任务，以期不断释放活力。“船舶工业不仅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还要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适度扩大新业态消费模式的需求，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对于如何做到有效推进改革，全国政协委员董强表示，“一方面，船舶工业应重点加快化解造船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重构行业健康生态；另一方面，要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探索打造游艇消费新生活，以新的需求带动新的增长，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助推我国船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刻不容缓

船舶工业是为海洋运输、海洋开发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综合性和战略性产业。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遭受严峻挑战，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我国船舶工业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董强认为，当前，船舶工业面临市场持续低迷、转型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加快化解过剩产能的要求更加迫切。

“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是扭转船舶工业发展被动局面的根本之策，是提升我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之举，是优化国资配置、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要求。”据董强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新船订造需求大幅萎缩，近10年新船订单量年均9500万载重吨，其中，2018年新船成交量仅为7600万载重吨，远低于全球1.5亿载重吨的年造船产能。尽管我国造船产能超过6000万载重吨，但产能利用率却不足60%；产能过剩导致船舶企业长期处于“接单难、交船难、盈利难”的困难局面，产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等造船强国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实施企业重组，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不断强化自身在创新、效率、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据了解，韩国三大船企——现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比重超过90%，日本排名前10位的船企造船完工量全国占比也超过90%。此外，现代重工近日又与大宇造船海洋签署了收购协议，旨在进一步巩固其市场霸主地位。相比之下，我国排名前10位的船企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比重仅为76.8%，行业集中度明显低于日、韩两国。

船舶工业是我国国有资本布局的重点领域，国有船企的产能占比超过60%。“然而，部分国有船企存在业务重叠、资源分散和过度竞争等问题，不利于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将导致国有造船企业距离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越来越远。”董强认为，应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在化解过剩产能和加快重组整合上下工夫。

首先，要加大对落后造船产能的淘汰力度。董强建议国家强化对造船产能的投资监管，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进一步严格实行“白名单”制度、提高环保标准要求等手段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快国内落后造船产能市场化出清速度，大力推进不具备竞争力的造修船企业关停并转。其次，加强国内造船产能的整合，通过整合和优化存量资产，集中技术、人才、设施等资源，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最后，出台实施相关支持配套政策。他建议仿照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的做法，通过提供相关资金补助、帮助企业安置闲置人员等方式，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

发展游艇大众消费大势所趋

董强提出，发展游艇大众消费，是推进船舶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船舶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有利于拉动消费升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已经超越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变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凸显。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消费对于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游艇大众消费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介的重点，李克强总理早在2016年便提出探索试点游艇租赁业务。

尽管发展游艇大众消费呼声较高，但受游艇管理改革进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因素制约，我国游艇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十分滞后，市场规模仍然较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监管环节来看，游艇消费涉及海事、边防、航运、旅游等多个部门，而各部门监管职责界限还不明晰，缺乏集中高效的归口监管部门。从管理制度来看，我国现有关于游艇的管理制度陈旧，难以满足国内游艇消费蓬勃发展的需要。建造检验方面，我国相关管理规定未将游艇从客船中独立出来，检验机构对游艇的建造检验参照客船标准，并且各地还存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租赁管理方面，国内将游艇仅局限在自用领域，缺乏明确的游艇租赁管理规定，游艇租赁消费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相关企业以“会员体验”来规避监管。

不仅如此，国内的游艇登记使用手续繁琐，极大地限制了游艇的便捷使用。据统计，全国现有2万余艘游艇，但在国内进行海事登记的不到10%，绝大部分在我国香港或境外登记注册。同时，国内游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码头泊位运营不佳且数量少，新建游艇码头项目审批繁琐、周期长。“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游艇大众消费的发展。”董强补充说。

针对制约我国游艇消费发展的难题，董强提出：“希望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理顺管理职责权限，完善优化管理制度，加快培育我国游艇消费市场，带动‘强大国内市场’建设。”

目前，游艇消费领域监管涉及部门较多，各部门都可以管却又都无法管的“九龙治水”管理现象较为严重，董强认为相关部委、部门应携手合作，建立游艇管理部级协调机制，设立游艇管理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理顺游艇管理职责权限，切实发挥好信息共享、统筹协调和措施联动作用。此外，组建全国性质的游艇行业协会，授权协会开展公共服务，使其承担部分监督管理职责，优化资源配置，在分担政府部门监管压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促进游艇行业更加健康持续发展。

“管理制度的陈旧与不完善同样是制约我国游艇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董强认为，相关部门应积极梳理研究游艇管理政策法规，完善国内游艇建造检验租赁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将游艇从商船中分离出来并单独设立休闲船艇类别，加快制定游艇租赁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简化游艇登记使用环节及相关公共设施建设的审批流程，扩大允许境外游艇停泊的区域范围，完善游艇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游艇大众消费壁垒，不断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以新的市场需求激励船舶工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