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墨西哥欠女人很多

《罗马》的故事主线是主仆两人的情感遭遇，女佣克里奥和女主人索菲都被“渣男”抛弃。可是摆在她们面前的命运却又迥然不同。

“因为他是男性”

克里奥是一位存在感不高的主角，被动、沉默。影片结尾，她继续抿着嘴，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家务，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从影片中清一色的印第安裔女佣来看，女佣是当时墨西哥印第安裔女性集中就业的领域。克里奥从家乡出来后，可供她选择的职业并不多，成为女佣几乎是她唯一的选择。当成为了住家女佣后，女性就成了这一家的附属物，除了少数外出休假的时间外，她们随时随地都需要工作，她们失去的，不仅是行动上的，更有言语上的自由。

直到今天，墨西哥男女就业不平等的问题还是很严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墨西哥的男女工作机会差异值在报告涵盖的149个国家中排在122名。

同为社会底层出身的，克里奥的情人费尔明的命运则不同。费尔明出身悲惨，不过最终有机会投身于武术训练，被墨西哥政府收编，成为暴力机器的一部分去镇压闹革命的学生。

面对怀孕的克里奥，费尔明在电影院撒谎后一走了之。克里奥并没有生气，而是选择一个人看完了电影。在电影播完后她也没去寻找他，只是在电影院门口张望了几下。没有看到费尔明的身影，克里奥立刻接受了被抛弃的事实，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望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的一丝惶恐。

克里奥在确定自己怀孕后，将费尔明的衣服亲手还给他，她还是没有开口责备他，只是默默告诉他这个事实。他再一次拒绝承担责任，并且辱骂她，甚至还用武力威胁了她。面对这一切，克里奥甚至没有哭泣。她仿佛已经预见了他会说什么，只是想要亲自来听听，好让自己死了这条心——生活一直都是这样对待她，她已经习惯独自一人负重前行。何况这次是她无法抛弃的责任——孩子在她的身体里，她不能像费尔明一样一走了之。并且当时的墨西哥法律也禁止堕胎，她没有选择。

克里奥的女主人索菲也陷入了相似的危机。男主人安东尼奥出轨，借口去加拿大出差后，再也没有回家，并终止了所有经济支持。索菲原来的职业为生物化学家，身为知识分子的她在尝试了用不同方法去挽回后，开始认清现实，决定独自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当时的墨西哥正处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稳定高速增长10余年的经济状况被誉为“墨西哥奇迹”。女主人索菲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有足够的机会投入当时墨西哥的现代化建设中。

严海蓉教授曾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家庭和保姆群体，她在《New masters, New servants）》一书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女性和农民工保姆如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完成新一轮的自我认同的问题。严海蓉指出，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被看作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从体力性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一心从事脑力活动。而知识分子女性摆脱家务劳动负担的过程，就意味着另一个群体要作为商品化的家务替身出现，即农家女以家政工身份进城打工时代的到来。这一过程与《罗马》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女主人与家务替身的女佣的身份认同过程类似。

女性乌托邦的“气泡”

女主人索菲和女佣克里奥都遇到了“渣男”，但由于不同的阶级背景，解决方案迥异。中产阶级的索菲在遇到家庭变故后有母亲的陪伴，有亲戚朋友的安慰，还有两名女佣可以依靠。她常常控诉出轨的丈夫，大声呼喊自己的担忧。安东尼奥不再寄钱回家后，索菲为了赚更多的钱，转行进入出版业。当发现旧车不方便停车时，索菲很快换了辆较窄的新车——对于索菲来说，跳出困境就像换一辆车那么简单。

而来自墨西哥农村的原住民克里奥则不同，面对生活的波涛，她只能咬着牙默默坚持，因为一不留神，她就可能被吞噬——被迫从事更为恶劣的工作，甚至在社会动乱中丢掉性命。在当时的墨西哥社会，像克里奥一样位于底层的印第安裔女性已经习惯于被生活扼住自己的喉咙。她们知道，残酷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她们机会去诉说，也没有人会在乎她们的发言。当女主人索菲为了琐事责骂她时，当约会对象知晓她怀孕后逃跑时，当听说母亲的地也被强征时……克里奥都只是抿着嘴唇、默默走开。

在看到克里奥能同主人一家人并排坐着看电视，随后克里奥的怀孕获得了主人一家的帮助，后来还被索菲邀请去海边度假后，观众们可能一度以为克里奥已经成为了这一家的一份子——温暖的人情冲破了阶级差异。可事实绝非如此，看电视的时候，她还是被索菲使唤去为男主人准备茶水；在怀孕后，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从事着繁重的家务，依旧会被无故责骂；在诞下死胎后，她没得到片刻休息，仍然要在海边为一家人服务。

阶级差异贯穿在整个电影中，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们，克里奥和索菲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是来自不同世界的女人。

就如影片中楼上光明敞亮的白人圣诞节场景和地下拥挤暗淡的印第安人圣诞节场景形成鲜明对比那样，卡隆正是用这些镜头无言地控诉墨西哥种族不平等的现实。导演卡隆在一次采访中曾说，“作为成长在墨西哥的中产阶级白人，我从小都生活在气泡中。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丽波（Libo）/克里奥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台湾社会学学者蓝佩嘉教授也研究过类似的问题，她的研究对象是在台湾地区工作的菲律宾和印尼女佣。蓝佩嘉将她们称为跨国灰姑娘，她以“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她们迁移旅程中的复杂与两难。女佣们与雇主的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她们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力远渡客乡，但也同时为了扩展人生事业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然而，跨越国界后，她们发现自己坐困在犹如牢笼的雇主家中。《罗马》中的女佣克里奥虽不是移居到异国他乡，却也是从落后的印第安原住民聚居地移住到了大城市，她的处境和蓝佩嘉教授描述的菲律宾、印尼女佣非常相似。

索菲在一次醉酒回家后，双手捧着克里奥的脸颊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做女人的总是孤身一人”。索菲单方面地想要把克里奥拉到自己的同一战线上，她觉得她们都是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她们应该是战友，应该一起去冒险。然而，克里奥也许可以理解索菲，但是索菲绝对无法理解克里奥的处境。克里奥在听到索菲的话后，依然是沉默不语，望着索菲摇摇晃晃地上楼后，关上大门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的内部矛盾不可谓不激烈。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想要和男性一样的薪资和工作机会，她们想要营造没有男人也可以活下去的社会环境。然而，那时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等有色人种还在被白种人压榨和欺压着。克里奥想要活下去的话，她就要像她的印第安同胞们一样，依靠当地白人过活。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索菲并没有为出身于底层的克里奥换位思考过，克里奥连晚上是否开灯的自由都没有，像索菲那样做一名“孤独”的独立女性对她来说更是一种奢侈。

卡隆镜头下的西方女权运动的内部矛盾直到现在也并未解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主要帮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实现了她们的目标，对于社会底层和少数族裔女性的诉求却视而不见。这也是为何当今的美国激进女权行动派非常强调“交互视角”（intersectionality），女权主义者不能只关注性别，而要关注性别、阶级、种族、宗教等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唯有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蓝佩嘉教授在《跨国灰姑娘》书中也提到，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开始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家庭雇佣尤其家务雇佣这个主题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鲜少有工作安排是如此之典型：雇主与雇工皆为女性。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姊妹情谊。

1968年10月，墨西哥申办了第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就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前几天，墨西哥发生了“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女主人索菲的母亲带着克里奥去商场买摇篮时，商场外面爆发的就是这场暴力冲突。

克里奥的约会对象费尔明拿着枪站到了追杀者的最前面，他用枪指向克里奥所在的人群，恶狠狠地看着克里奥。在与费尔明的对峙中，克里奥捂着孕肚，依然沉默不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她或许可以开口去劝说费尔明，但是她并没有，只是向往常一样，默默承受。费尔明在同伴的催促下，放下了举起枪的手，匆匆离去。在费尔明离开后，克里奥因为过度惊吓，羊水破了，去医院生下了早已胎死腹中的女儿。

当时墨西哥的白人精英阶级通过政府和军队获取了土地，可以自由的驱车旅行、打猎；而印第安裔则被强征土地，沦为被雇佣者，在物质生活上不得不依赖于精英阶级；这场运动就是这两个阶级之间冲突升级的结果。就像克里奥的死胎隐喻的那样，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克里奥代表了墨西哥底层印第安裔劳动人民，她被白人精英阶级剥削和利用，同时在他们需要盟友时，被强行拖入他们的阵营，作为比他们低一等的“家人”继续为他们服务。

很多影评都提到《罗马》中的女性之爱冲破了种族与阶级，我们却认为是导演卡隆在试图打造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和底层劳动女性互为姐妹的女性乌托邦。然而这个设想最终也被现实打败。像克里奥一样的墨西哥底层劳动女性永远也不会成为他们的家人，在那幢房子里，她永远都是一位需要不断做家务和晚上不能在自己房间开灯的女佣。无论是女主人索菲对克里奥的关照，还是孩子们对克里奥的喜爱，都无法填补他们阶级间的差异。

在重重身份的限制下，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否与克里奥也并无关系，他们发出的不是她的声音，他们闹的也不是她的革命。她依旧没有渠道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还是只能沉默，沉默是她唯一能做的抵抗。

用生命换回一次说话的权利

影片最后，克里奥和女主人索菲带着四个小孩去海滩上度假，原本被索菲邀请去度假散心的克里奥还是在不停地干活。在饭后她们一起去买冰淇淋吃，索菲带着四个小孩坐在室外长椅上，克里奥则拿着冰淇凌站在一边。索菲刚在饭桌上喊着要和克里奥一起去生活一起去冒险，现在连坐的位子都没有给她。他们都把克里奥当家人看待，却都没有问她要不要坐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好像她并不需要坐下的权利。

在海滩上，不会游泳的克里奥冲向澎湃的海浪中，她要去救那两个差点被海浪卷走的孩子。她奋不顾身的样子，像是卯足了劲要去与波涛战斗。整个影片中都被压抑着灵魂的克里奥第一次爆发，她打破了自身的局限，成功地救回了两个孩子。她也许是想要挽回之前过于被动的遗憾，要是她更为主动一点，要是她能开口说出自己的欲望，一切或许会不一样。她用行动向大家证明了她有潜力去做她能力之外的事情，只是生活没有给她机会去尝试。

看到海边发生意外，索菲急忙跑了过来。在得知克里奥救了她的孩子们后，她问了克里奥一句，“你还好吗?”克里奥抱着孩子们，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本来就不想要她的（指胎死腹中的孩子）。”

这是影片中索菲唯一一次关心克里奥的感受，也是克里奥唯一一次说出自己的感受。克里奥没有“哑”，只是没有人去关心她，没有人给她说话的机会。——像克里奥一样的墨西哥底层女性要想获得话语权，必须付出像生命危险那么大的代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