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女性歧视与“必要之恶”

当今世界，女性在求学与就职等方面，遭受歧视的例子并不鲜见。2018年，一个被视为“必要恶”的招生丑闻，将日本的女性受歧视问题再度摆到了世人面前。

东京医科大学门口

东京医科大学招生丑闻

2018年8月2日，日本《读卖新闻》以独家报道的形式刊登文章,揭露拥有百年历史的东京医科大学，为控制女生的录取人数，暗箱操作，对女考生一律予以减分。据调查，东京医大的这种做法并非今年才有，而是从2011年前后就开始了。当时，该校医学科的女生入取率达到了38%；其考取了国家医师资格的毕业生，日后大都会在系统内的医院工作。但是，由于担心女医生会因为结婚或育儿离职，造成人手短缺，所以院方对聘用女医生是有所顾忌的。在紧急手术比较多、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外科，甚至有“三个女的才顶一个男的”的说法。为规避上述问题，东京医大竟故意降低女生的录取比例。该校的有关人士甚至认为，这可谓是一种“必要恶”，乃业内的默契做法。

事实证明，类似在招生阶段就歧视女生的做法并非个案。12月10日，日本医学三大名校之一的顺天堂大学被迫承认，近两年，在招生考试中，故意拔高了女生的录取分数线。其给出的理由，不免有些荒唐。那就是：校方认为，女生比男生的交流能力强、成熟早，在面试中容易得分，故尔需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北里大学也承认，该校的医学部在2018年的招生补录阶段，不是依据成绩的高低，而是优先联系了男考生。12月14日，作为日本教育主管部门的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全国81所设置了医学部、医学科大学进行紧急调查的最终结果。明确指出，除上述三校外，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也存在着歧视女性的现象。尽管该校对此予以否认，但文部科学省仍认为其“可能性很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背地里如此歧视女性的这些学校，竟然还能获得国家支持女性走上社会、发光发热的资金补助。以东京医大为例，该校2013年入选国家支持“女性活跃”事业，三年间，共领取了超过八千万日元的补助金。而顺天堂大学则在2017年度，获得了“东京都推进女性活跃大奖”的优秀奖。如此扭曲的现象，揭示了日本政府提倡建设“女性活跃”社会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日本的性别差距排名

2017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日本的性别差距在参与排名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114。而此前的2016年，日本还排在第111位。所以，此次算是刷新了最低记录。《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评价指标，由以下四项组成。1、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与机会；2、政治的参与度与权限；3、教育的到达程度；4、健康与生存率。具体到教育领域，日本的排名是76位，但以高等教育的在学率论，日本则排到了101位。2018年度，日本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110位。虽较去年有所上升，但在西方七国集团（G7）中，仍居末位。

针对上述结果，日本的一家市场调查公司于2018年2月，以全国20岁至69岁的男女2000人为对象，就“现代日本的男女不平等”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表明，有64%的人认为，日本的男女是不平等的。他们自以为，日本的性别差距在世界上应该排83位。这其中，男性认为应该排75位，而女性则认为应该排90位。不过，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在医疗与教育领域，日本是男女平等的。显然，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与来自外部的看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亦或可言，日本人对本国的男女平等问题有些过于乐观了。

当然，也有许多清醒的看法。社会学者、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濑地山角教授就指出：在日本，连许多人认为平等的教育领域，也有性别差距；这种性别差距，是结构性的。进而，他还谈到，东京大学的女生比率只有两成；教育最终成为影响经济领域管理职的比例及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对“必要恶”的揭露与批判，尤其值得称道。媒体人鸟集彻在“文春在线”上发文，特意指出了医学界不应歧视女性的三个理由。其一是，可以令女性发挥自身优势的腹腔镜手术及机器人手术等，在不断增加。其二，有研究显示，经女医生治疗的患者，其死亡率相对较低。其三，“女医生难以发挥战斗力”，是劳动环境的问题。这些见解，比较深刻且到位。与之相对，一些日本人所谓的男女平等，不过如东京医大有关人士般，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其真正的想法却是“女性歧视乃必要之恶”。

其实，“必要恶”所显示的，不过是日本女性被歧视问题的冰山一角。要想切实有效地予以治理，谈何容易？毕竟，消除男女不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2018年6月8日，在加拿大召开的G7峰会的主题之一，就是“男女平等与提高女性地位”。目前，日本也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以寻求改善。总的来看，各方的主张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观念的改变。毋庸讳言，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已明显落后于时代，必须加以扭转。当今社会，应使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与工作的机会，并真正实行同工同酬。同时，对“相扑赛台神圣，禁止女性登临”之类的陈规陋习，应进行适当的理性批判，以使其顺应时代的发展。

其次，需发挥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早在1985年，日本就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其中对在招聘、录用、岗位分配、晋升等方面的男女平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其后，该法于1997年、2006年和2016年进行了三次修改，始终以禁止性别歧视、保护女性权利为主旨。此外，1991年，日本还制定了育儿休业法；1993年，制定了零短工劳动法；2003年，制定了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2015年，制定了女性活跃推进法。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主要就是为了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

当然，政策再好，如果不严格贯彻执行，其效果也难以显现。因此，为了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在具体运作上，还需要日本各界联手互动。例如，加大投入，解决“入托难”等影响女性走上社会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使女性可兼顾工作与家庭；加强劳动管理，减少加班，避免过劳，使男性也能成为家庭事务的帮手。等等这些，在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规划局2018年6月12日发表的《加速女性活跃的重点方针2018》中，已有体现。然而，此“重点方针”发表不到两个月，就爆出了视歧视女性为“必要恶”的事情。这仿佛是在提醒：如果不彻底转变观念、从政策上加强管控的话，再好的经也会被念歪。

另外，日本也试图扩大视野，借鉴他国的做法与经验。2017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一公布，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的日本网站就刊登了对瑞典男女平等大臣的专访。瑞典的女性地位排名世界前五，其国会议员的44%为女性，现任政府的22名阁僚中，女性占12人。专访中，这位女性大臣介绍了瑞典重视男女平等的契机与举措，同时也强调：“男女平等，决不会自动实现”。继之，2018年6月5日，NHK NWES WEB 推出特集，以《世界已经意识到了，男女平等很“明智”》为题，报道了加拿大、英国、挪威的“女性活跃”情况，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与益处。从根本上看，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目前日本真正需要的，却是有关方面做到言行一致；女性自身积极行动起来，为消灭所谓的“必要恶”歧视不断努力。惟其如此，日本的男女平等才会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