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宋代学校教育与区域意识的增长

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当下，人人都对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学校”有着切身的体会。而此处的“学校”却是明治维新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后，对新式的教学场所的称呼——中文又直接引入了这个名词，使得上至先秦沿用至今的“学校”在含义上悄然为之一变。对于这种现象，身处革新期的先辈学人宫崎市定有着高远而敏锐的觉察。他将科举制度与学校的关系作为着眼点，指出中国前近代的学校实质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为从属于科举的选拔机构，而非现在一般理解的教育机构。换言之，前近代的学校整体服务于文官政治体系，因此在两者的接点处存在大量有意义的课题。作者致力于这一系列课题的研究，积十五年之功，“竭泽而渔”地蒐集史料，将创见置于坚实的地基之上。

就中国教育机关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贯彻使得新兴知识阶层人数增长、全新的教育思想快速渗透、兼之兴学政策的加持，这都使得地方上的学校，不论是官立或者私立，其数量都增长极快。学校问题是宋代各级权力者都重视的课题，与稳固的统治直接相关，通过教化来贯彻统治思想、传播价值观，以期最终实现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此外，唐代以来，虽然原则上学校和孔庙是并存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庙学制度”由唐至清末一直存在，并向整个东亚铺展和渗透。作为礼教空间，孔庙与学校一体性地普及，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在宋代，地方上的学校最初是以位于首都、接近中央的国学为模板设立的。随着学校逐步成为区域社会中重要的场域，区域性的士人集团正是以学校为中心不断产生，在原本的构想中与国学保持一致的典礼与祭祀也渐次改变。学校里开始供奉一些与学校所在地紧密相关的先贤。虽然这种纪念都符合特定的儒家价值观，但仍然应当注意到，各地所特有的历史与传统经由学校得以放大、甚至得以开创，对本地的士人来说变得触手可及。由此，士人们的区域荣誉感得以激发、归属意识得以加强，区域观念正是在这种场域得以生发，其结果则是形成了区域性的士人阶层。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出，从北宋到南宋，学校的区域机能也是一个逐步完善、走向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部堪称严谨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序章中整理了相对充实的先行论述，在历史的背景下提出了问题，留待下文一一解决。第一章《北宋早期的庙学》阐述了北宋早期孔庙与官学之间的关系，从政策层面把握住了在地方上设置孔庙后，逐渐将其转为官学的动向。孔庙与学校融为一体，成为“学宫”，正是这个过程。第二章《地方官学的兴起与文翁传说》着眼于一位生活在汉代的历史人物文翁。因兴办地方官学的功绩，他受到表彰和纪念，及至宋代他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作为建学有功的先人，文翁当然与成都府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常衮的情况与此相类，他在治理福建时致力于兴学，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望。从这些现象可以归结出地方官学逐步扎根地方、染上地区特色的样态。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礼》研究地方官上任时谒庙典礼的开展状况，特别关注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早期之间的情况。这一时期，孔庙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而地方官赴学校视察也在这一时期走向经常化。与之相对，南宋中期以后，如前述文翁等声望日隆，地方官赴任之际也会前往参拜，这种富有地区特征的教育图腾不断增多。第四章《先贤祭祀的理论》以前述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在学校中祭祀先贤的理论根源所在。所谓先贤，作为历史人物，因对特定的地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被铭记和立祠供奉。作者从经学亦即儒家根本理论的层面入手，解读在学校中奉祀先贤的意义，并寻求在儒家语境下对于现象的合理解释。之后的第五章中，聚焦在地方上的先贤奉祀与其后人举办祖先祭祀合而为一的情况。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层面的支持，特别是魏了翁所做的理论工作给予了这种仪式充分而自洽的支持。第六《南宋末到明初的学校祭祀》对第五章的研究范围作了纵向的扩展，涵盖了更长的时代，凸显了南宋时期学校祭祀对之后时代的影响。元代地方学校开始区别通祀的先贤与地方上的先贤，此处的“地方”有着鲜明的行政区划印记，而明代划分“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现象可视作一个结果。终章《学校与区域意识的改观》对前述研究作了总结与升华。学校作为典礼祭祀空间的方面得以强化，并在祭祀上体现了统一的中华与治下的各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经过调和后的共同发展。学校本身作为居于士人集团中心位置的公共场域，在引领地方舆论等方面发挥着很大作用。学校的普及带动了各地区域意识的觉醒，先贤的事迹常被重构，由此成为区域文化象征。学校的变迁同样显示，唐宋之间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在南宋末期沉淀，最终成为后世不言而喻的思考路径。

这部著作从典礼和祭祀等方面入手，深入地揭示了宋代的地方官学在区域社会中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士人是基于怎样的逻辑使得庙学的典礼与祭祀取得了正当的地位方面，作者基于经学——也就是儒家的基础理论，展开详尽的议论。宋代可以看作一个以儒家价值观为底色、价值观经由官方提倡渐次走向统一的时代，正是因此，区域意识的觉醒和区域间竞争心态的表露，这些仿佛与“统一”对立的思潮都可以看作“统一”政策的另一个产物。考虑到还有诸多学者认为宋朝可以看作区域意识的形成时期，本书对于宋代及后世的研究者而言将不乏启迪意义。

梅村博士的这部著作吸收了近代以来科举、宋代士大夫、区域和思想史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在他本人设定的视域之内堪称坚实而自洽，无论是对史料的搜罗、解读和辨析，或是从理论的阐发、推导方面都是如此，足以成为跨时段的科举、学校制度研究用基础文献。不过，这种重视社会史学的方法论也留下了一些可以商榷之处。州县从级别上说位于中央集权制度终端，其意义并非只是中央的“传声筒”，而是负担了与地方上交流的职责，这一层次的学校当然也当如是观。而所谓中央的意志并非不可分割，同样存在着多重政治势力的彼此角力，君权和士大夫权力的博弈也常常以学校为背景展开——在首都的学校，南宋景定时期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例。当然，君权与士大夫权力本非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密切纠缠的样态；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当如是看待。中央对于地方学校起到宏观影响的方面还有很多。北宋早期基于天命观的“神道设教”本是服务于政权争夺正统的文化竞争，不会不对学校的典礼与祭祀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南宋随着半壁江山的沦陷，原本正统观念又不得不全面放弃，朱子对于正统观的改造客观上提升了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使得 “道统”独立于“正统”以外存在的理论更为正当化。

如果说基于经文本身、源自儒家内部理论的叙述提供了学校样态变化的可能性，那么从文化竞争到正统观的变革这些外在的条件，是否可看作是变革在宋代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催化了学校产生变化的因素呢。比方说，作者在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礼》提到了南宋初期赴学谒庙的制度化及其背景，制度化源自景定十四年高宗以诏书形式下达的意见；而这一制度化转变为何在景定十四年这一特定时期发生，王瑞来曾在梅村的学术报告后提出过如下探讨：第一，北宋中期以来的习俗是这一制度形成的基础。第二，拥有政治安定的背景。绍兴十四年，正值绍兴和议之后，南宋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已经得到强敌金朝的承认。和议所带来的和平环境，让南宋政府有余力转向内政，特别是强化对地方这一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控制。绍兴十四年诏书的提议者罗长源，在另一篇上奏中就提及了这一背景，是为“朝廷通好息民”。第三，政治意义的视点。和议签订，政治虽然安定了，但“天有二日”的国际关系，也冲击着南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孔子是汉族的圣人，这种制度也是在广泛意义上宣示正统。第四，时为秦桧专权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秦桧专权显示了士大夫政治在中央的极致实现。而谒孔庙，则是在削弱军阀势力的过程中，士大夫政治全面再建的一环（以上参见王瑞来博客文章《到任何之？》，2010年9月2日发布）。仍然希望这些话题能够在今后的讨论中得以推进，收获有意义的结论。 

无论如何，在与宋代学校关联的研究中，本书对于“教育史”视点的超越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意义，学校作为实体，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几乎纵向贯穿整个中华文明时段、横向波及整个东亚世界的影响。十分期待这部作品能够早日译介回国内，能在学界引起更大的重视和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