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店主的千禧年》和《中产阶级的摇篮》与美国的变革

约翰逊的《店主的千禧年》和瑞安的《中产阶级的摇篮》对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做出了贡献。当时美国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突然而决定性的农业商业化的革命、领土的飞速扩张、工业革命的开始、城市的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这代人的变革将小镇自治的杰斐逊共和国变成了喧闹的杰克逊资本主义民主。”（《店主的千禧年》，第9页）这自然是人类历史上一道叹为观止的风景，也是一个激发史学家学术好奇的疯狂年代。

这两本书之所以有可比性是由于以下几个共同之处：第一，研究的时代和内容相近——约翰逊写的是1815—1837年，瑞安写的是1790—1865年。两本书都追溯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一些因果关系，精彩叙述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如第二次大觉醒、禁酒运动、废奴运动、严守安息日主义、公社性团体、政治党派和家庭重组。

第二，两本书都将重点放在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从这一新兴阶级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两位作者都以中产阶级作为研究样本并非偶然，因为正是中产阶级在这次变革中获取了资本，从而有能力来对社会施加影响，从而值得关注。

第三，两本书都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挑选一个特殊的地点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约翰逊选择了罗切斯特，瑞安选择了奥尼达镇，两地都位于纽约州的“燃烧地区”。

虽然有这些共同之处，但两书并不彼此重复。正如副标题明确表示的那样，约翰逊的重点在社会和宗教复兴，瑞安的重点在家庭。约翰逊的书具体、简明、发人深省，与瑞安的书一起读时，显得男性化，而后者则显得女性化。由于他们研究的时期是男性主导的，因此约翰逊的书也许更容易反映当时的历史主流。

罗切斯特的宗教复兴运动随着1830年福音派牧师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到来而开始。约翰逊在探索该运动的背景时，首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此前几年中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瀑布作为完美的厂址——吸引人们在1812年来此定居，1823年伊利运河又将此地和纽约市连接起来，罗切斯特一夜之间暴发了。农业迅速商业化，制造业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悄然无声地蚕食了家庭作坊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几个分离——业主与工人的分离、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劳作和闲暇的分离。新的阶级形成了：中产阶级从原先的社会精英中脱颖而出，而工人阶级不再居住和工作在主人的屋檐底下。工人一旦与他们的师傅兼主人分开后，身份便陡然下降，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从此发轫，城市骚乱和政治分裂也随之而来。然而政府软弱无力，精英们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中产阶级深感受到威胁。在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后，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也必须找到新的道德和宗教诠释来巩固新的社会秩序，将其理性化。父权制的家庭作坊曾将雇工徒弟悉数包括在内，它的瓦解即刻产生威权真空，其繁多的功能必须由其他机构来替代完成。

被逼进困境的罗切斯特中产阶级欢迎圣灵降临节的到来，查尔斯·芬尼被请来宣讲福音。政治权力所不能完成的，宗教和平而成功地完成了。相比由政府施加的外在约束，由宗教灌输到人内心的自我克制既容易接受，又更为有效。辅以些微强制或诱惑，人们就被规劝在教堂里度过更多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证明自己的皈依，他们戒酒、勤奋、节俭、顺从、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依照福音主义说的“上帝将人造成道德自主者”。主人们现在不再需要对他们雇工的不轨行为负责，工人们作为道德自主者，必须为自己负责。

通过宗教复兴，人们达到了共同目的，重建了社会秩序，扫除了障碍，完成了社会改革。中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道统，感觉名正言顺。整个第二次大觉醒有利于中产阶级，因此也有利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当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某些历史人物或社会运动时，他们就会应招而来，即使尚未存在，历史也会将他们创造出来。第二次大觉醒满足了历史需要，为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做好铺垫，这就是它成功的原因。随着工业化的来临，或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第二次浪潮的来临，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也发生戏剧化的变化。但是对约翰逊来说，生产方式才是决定所有其他变化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宗教，也有其活生生的现实功能，它迎合的是紧迫的社会需求，而非纯粹灵魂的或心理的需求。

读完约翰逊涵盖面极广的研究后，瑞安的书确实像她自己所说，更是一本美国家庭史。虽然她谈及约翰逊的分析不够完善，但若与她的分析相比，似乎也无明显欠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选择的主题不同，瑞安一心追踪家庭和性别这条线索，重点放在家庭变迁和中产阶级妇女的角色上，将这部分历史叙述详尽，建立在丰富数据上的扎实判断也令人毋庸置疑。妇女的长期被忽视使瑞安的努力显得十分必要且令人鼓舞。她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妇女在创造人类历史方面完全不是被动的，特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

然而，当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时，往往存在将其重要性估计过高的危险。妇女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某种时期发挥某个作用，是因为历史通过经济变化为她们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男女各自扮演的角色都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指派的，而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人类社会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应该说是违背妇女意志的，但她们只能接受，并沦为二等性别。可见，只有当符合历史的需要时，男人才能够影响社会，女人也是一样。

中产阶级“选择家庭私生活作为阶级标记”（《中产阶级的摇篮》，第14页），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最明显的特征未必就是最本质的特征。工作地点与家庭地点的分离、男人与女人的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分离，这些都是生产方式改变所造成的现象。一种家庭模式之得以存在，是因为它适应相应的生产方式，如果不再适应，就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在殖民早期必须进口妇女来促进发展。归根结底，家庭结构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如果我们深入考虑瑞安所说的家庭从生产单位到感情依赖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最本质的是分工不同。最初是夫妻在同一家庭作坊干活，后来是丈夫去别处工作，留下妻子关照家庭。现在是夫妻都出去工作了，不过通常是分开而互不相关的工作。如此，丈夫和妻子在经济上就彼此独立于对方，联系他们的可能就是感情了。

妇女是待在家里呢，还是外出寻找一份工作，这选择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但经济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变化和家庭变化的关系中，是前者影响着后者，后者只是反映了前者，这里道德考量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道德因时因地而不同，当人们需要做某件事时，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或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事实不是一贯如此吗？历史在多大程度上由于道德考虑而受阻呢？以禁酒和废奴为例，二者都迎合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禁酒能培养好的工人和好的社会秩序；废奴解放黑奴，能使他们成为自由劳工，加速美国的工业化。

总之，这两本书都提供了美国内战前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都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审查了变化的现象与内在原因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范围与所选题目也足以匹配，瑞安这本书专注于历史的一个特殊方面，这说明还可以有别的书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同一时期，比如从劳工阶级的角度。它们一定也会像瑞安的书那样，为我们理解历史添加新的维度，史学本身也将因此而更加真实、丰富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