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怎么走 ——央行行长易纲携三位副行长答记者问

易纲（视觉中国/图）

2019年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题为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受邀共同回答各媒体提问。

易纲就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进行了简要陈述，总结回顾了人民银行相应的调整和作为，并提出在2019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相较去年少了“保持中性”四字。

对此，易纲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实际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

2019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此外，要求结构上要更加优化，即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最新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19年1月份贷款增加了3.2万亿，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幅比较大，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许多人对可能造成的资金空转和套利行为表示担忧。

易纲坦言高度重视此事，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首先，1月份的数据增长比较快，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应当更全面地把1、2、3月的数据综合起来看。

“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有这些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易纲说。

潘功胜也补充道，在1月份发布的数字当中，票据融资的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因为票据融资的期限比较短，它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所以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易纲也提醒，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一些看，在一个时点上也不能看一个数，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在一个时间序列上，也不要看一个时点，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降准还有一定空间

2018年央行共实施5次降准，总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5个百分点。市场普遍预计，2019年还将有3-4次的降准空间。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易纲表示，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也就是说，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从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说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日本法定存款准备金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有20%多，这就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

易纲说，中国目前情况下，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中国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

“所以，我们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易纲说，同时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

解决风险溢价偏高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及“要降低实际利率水平”，这也引起了市场对于央行降息的猜想。易纲在发布会上解释了该如何理解“降低实际利率”。

易纲称，简单地说，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假定通货膨胀率还比较稳定，只讨论如何降低名义利率。从2018年货币政策的取向来看，实际上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

无风险利率是名义利率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7天的回购利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明显的降低。通常我们把十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在去年一年多，十年期国债利率下行了七十多个基点，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

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这个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主要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

易纲透露，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一千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是在6.2%左右，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所以就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第二个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还有降低费率，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以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中美汇率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中美也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

易纲列举了几个例子来表明双方在这次磋商中，在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第二，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第三，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

征信体系双轮驱动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下称百行征信），陈雨露对目前的发展业务情况进行了相关解说。

“目前我们的征信体系是‘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陈雨露介绍，政府这只手主要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的国家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已经接入了3500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数据，以及9.9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还有2600多万户的企业和其他法人组织的信用信息。

目前，每天查询这个系统的有555万人次的个人信用报告，30万人次的企业信用报告，所以应当说，政府这只手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雨露还指出，市场驱动的征信服务这只手也在发挥作用。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125家企业征信机构，还有97家信用评级机构，这些机构80%以上都是民营资本投资兴办的。

从2017年以来，为了满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信息共享需求，还有个人征信的有效供给，人民银行批准了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它的股东发起人全部都是民营资本。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目前百行征信已经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工商资料显示，百行征信的民营股东包括蚂蚁金服、腾讯、拉卡拉、银之杰（300085.SZ）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