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委员建议把公祭黄帝挪到春节，将黄帝公祭变为国家大典

“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来说，春节不仅是个人的生活内容，也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春节不仅代表了家庭的团圆，也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团结。因此，对个人、家庭、社区乃至整个国家来说，春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王学典委员在发言中说。

王学典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中国春节的消费性倾向日渐增强，中国春节甚至成为全球黄金周；节日变成假日，购物、休闲越来越成为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个人化、家庭化倾向日渐严重，家族性、社区性活动日益减少，而这其中最核心也最让人担忧的，是由传统春节敬天法祖、祖先崇拜等‘信仰’成分的日益流失所导致的春节神圣性、公共性的丧失。”

“近些年来，年味‘变淡’的倾向和趋势，已引起了上至国家政府、下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更是提出了‘保卫春节’的口号。如何保卫春节？从‘圣诞节’所提供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使‘过年’也更多地成为一种‘信仰’活动。增强春节的‘信仰’成分，重建春节的神圣性与公共性，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能给农历新年注入何种信仰成分。目前，思想界并没给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王学典说。

有鉴于此，王学典在上述发言中建议：把公祭黄帝挪到春节，并将黄帝公祭变为国家大典。

王学典介绍说，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作为中华‘人文初祖’，我国有着悠久的公祭黄帝的历史与传统，其最早可大致追溯到春秋时期，其后历经秦汉、魏晋、唐宋至明清而不衰，历朝历代都把祭拜黄帝作为明确政权合法身份的重要仪式。尤其是明清时期，祭拜黄帝更是成为国之大典，具有严格的规模、等级与礼仪规范。1937年清明节，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主席亲撰《祭黄帝陵文》，发出了民族团结、联合抗日的政治信号，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创了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恢复了清明节公祭黄帝陵的传统，‘文革’时期中断，1980年恢复。”王学典在发言中还介绍说，“目前，围绕黄帝的公祭活动主要有两个，即陕西黄陵（清明节）和河南新郑（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黄帝的生日）黄帝公祭。但一者，目前的公祭主要是地方政府与民间的行为，并未上升为国家大典，与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初祖’、民族凝聚力象征的地位极不相称；二者，各地公祭日期不一、争论不休，不利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与象征形象的建构。因此，建议把黄帝公祭上升到国家大典的高度。”

王学典在发言中认为，将公祭黄帝挪到每年除夕进行，并将黄帝公祭变为国家大典，具有如下意义与功能：

首先，将黄帝公祭与春节固有的祖先崇拜传统相结合，可强化春节的“信仰”成分，重建春节的神圣性与公共性，从而有利于春节的保护、保持与传承。祖先崇拜作为传统中国最核心的信仰成分，对于今天的宗族、社区以及和谐社会建构，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并不会带来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其次，可贯通上下，实现家国一体，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培育家国情怀。通过国家层面的黄帝公祭与个体家族层面的祖先祭拜，引导人们把爱国和爱家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让春节成为爱国节、文化节、文明节，推动传统春节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通、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协调。

再次，将黄帝公祭挪到春节并上升为国家大典，统一公祭时间，统一公祭仪礼，可协调各地围绕黄帝公祭而产生的矛盾与争执，摆脱地方主义的束缚，真正将黄帝提升到中华“人文初祖”和海内外“华人共祖”的地位上来，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