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提交提案：规范航空医疗救援，建立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机制

今年年初，999医疗救援飞机首次同机转运3名台湾危重患者返台治疗，航空医疗救援一时成为网络“热搜”。“谁可以使用航空医疗救援？”“高昂的医疗救援费用由谁来出？”人们不禁通过各种渠道发问。

“航空医疗救援是我国医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有部分机构引进了经过我国及国际民航机构共同认证的专业医疗飞机，并在国内外航空医疗救援中发挥积极作用，但距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多的航空医疗救援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相关标准，救援水平参差不齐；二是救援费用居高不下，难以真正普惠广大群众。

为此，王海京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科学规划航空医疗救援整体布局，制订相关标准，从航线审批、业务收费等角度对航空医疗急救事业予以支持。同时，建立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机制，通过商业化的航空医疗救援保险产品乃至出境公民航空医疗救援强制保险，使国人真正做到“呼救无忧”，在国内各个城市、各个国家都能享受专业航空医疗救援服务。

科学规划整体布局

加快推进我国航空医疗救援事业发展

王海京介绍，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在境内外遇险、突发疾病后的长距离大跨度医疗急救需求不断上升，专业航空医疗救援无疑是快速有效处理此类情况的最佳手段。但由于我国航空医疗救援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救援标准参差不齐，距离真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多的航空医疗救援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资质，部分企业并不具备医疗资质，也无专门航空医疗人才团队。设备设施方面，大多数使用普通民用航空器进行临时改装，对于医疗安全和飞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王海京说。

北京市红十字会999紧急救援中心是我国最早开展航空医疗救援的机构之一，目前拥有2架医疗救援直升机、2两架专业航空医疗救援固定翼飞机和100人的航空医疗救援队伍，先后执行国内外航空医疗转运任务300余例。但在全国，像这样同时具备专业医疗服务能力和专业医疗救援飞机的航空医疗救援机构仍寥寥无几。

此外，在航线审批、业务收费等方面，航空医疗急救事业也存在较大发展困境。目前，医疗救援飞机在执行任务中遵循的是我国通用航空的飞行审批程序，相对而言程序较为复杂，影响了救援效率。同时，机场不加区分地对航空医疗救援飞机采取与公务飞机一样的收费标准，导致病人需额外承担10余万元费用。

为此，王海京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出台政策、营造氛围，鼓励有能力的机构开展航空医疗救援业务，加快推进我国航空医疗救援事业发展；二是制订相关标准，规范航空医疗救援行为；三是简化医疗急救航线审批，降低急救飞行机场服务项目费用，进一步降低急救飞机运行成本，减轻患者负担。

建立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机制

切实惠及普通民众

航空医疗救援是快速有效转运长距离伤病患者的最佳方式，但航空医疗救援费用高居不下，导致大多数群众望而生畏，根本无法享受航空医疗救援带来的高效便捷，也对我国大国形象塑造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王海京提交提案，建议加快推进建立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机制，通过航空医疗救援保险产品来带动、支撑航空医疗救援服务，从而建立较为完备的航空医疗救援体系，让航空医疗救援惠及普通民众。

王海京介绍，这一机制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转的十分成熟。在美国，基于超高的商业保险覆盖率，每位公民购买的商业保险里都含有航空救援服务；欧洲国家则主要采用会员制与公益结合的模式，在国家强制社会医疗保险之外，大力推动商业化的航空医疗救援保险产品，鼓励大众积极加入航空医疗保险会员，带动了航空救援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

但在我国，航空医疗保险的空缺，明显影响了航空医疗救援作用的发挥。一是商业保险公司在该领域渗透率不足、险种适配度不高、覆盖范围小。二是国民自身出境保险购买意识缺失，导致我国公民出境遇突发事件时无法通过保险享受航空医疗救援服务。少数购买航空医疗保险的人群，也往往只能选择西方国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事实上，一旦境外出险时，西方国家的保险公司也往往会进行二次分包，选择我国航空医疗救援团队。这无形之中提高了患者付出的救治成本，并使救援流程复杂化。”王海京认为，适时推出面向国际国内航空医疗救援保险服务产品，不仅能切实保护出境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更能彰显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展示大国形象。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制作：胡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