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日趋强硬的背后
“中美贸易战最终是战还是和，对欧洲而言可能都不会是好消息。因为最终两大势力大概率互相妥协，被坑的只会是我们欧洲人。”这是欧洲某产业巨头亚洲区高管近日接受周掌柜咨询的访谈中，从欧洲视角对当前时局的判断。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某个企业或某个国家的担忧，“局外人”的悲观情绪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并且集中在欧盟近期政策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对华战略思路的调整上。比如：2月中旬，西门子-阿尔斯通的铁路业务合并案被欧盟否决之后，法德经济部外长联合对外发布了《符合21世纪的欧洲产业政策宣言》，直言必须对“过时的欧盟竞争法律进行整改”，以应对来自欧洲之外的产业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全球化企业的竞争挑战；2月底在欧盟-阿拉伯联盟峰会上，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意味深长的说：“在美国退出中东之后，不应当把该地区留给遥远的强权”，话里话外透漏着对于中国的警惕；3月中旬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在法德主导之下重点探讨欧盟的对华新战略。对此，法国总统顾问直言：“五年前欧盟的成员国在对华关系态度上还是分歧不断且天真幼稚，如今这天真的阶段该过去了”，态度转变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近来的种种信号都指向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无论中美谈判走向如何，无论中国的对欧对美政策如何平衡，欧盟对华战略的“强硬化”是不可逆转的。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不点名、不明确针对”的欧盟产业政策保守主义改革，欧盟市场投资审查制度必然加强，并对于本土企业和战略核心产业制定防御性政策。对于已经进入或者希望进入欧盟统一大市场的中国全球化企业而言，这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本文是周掌柜咨询合伙人根据自己多年在欧盟机构工作经验，结合对于欧洲政界、经济界、学者访谈，进行的内容梳理和总结，希望透过欧盟第三方视角重新审视当今全球格局，解析欧盟对华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欧盟对华战略转向以及欧盟市场新局面对中国企业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巨变：欧盟从全球化竞争的“先锋”到“局外人”
应该说欧盟对华政策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全球化竞争力的急剧下降。法德对于欧洲工业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在全球四十大企业之中，欧洲企业只占五席”，“我们很怀疑在如今的这种环境下，欧洲是否还能够缔造出产业冠军”？
欧洲如何从曾经的辉煌一时走到如今的“局外人”位置？这是二战以来多重因素叠加的效应，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美国因素。美国自二战以来始终是徘徊在欧洲上空的魂灵，对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上，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让西欧各国经济迅速复苏，西欧的“黄金三十年”证明了美国模式的成功，但由此在经济领域美国资本具有充分话语权；政治上，美国为了欧洲的长治久安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这个进程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上，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战略东进，促使中东欧国家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未达标准的情况下纷纷“破格”加入北约和欧盟，欧盟从本世纪初的15国一跃至28国。表面上看是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实际上是加重了深度一体化所需改革的成本，这些也可以理解成“大欧洲”必须缴纳的学费：一方面，新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低，需要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欧盟的版图扩大意味着边界的不断东扩，军事上形成了直逼俄罗斯的趋势，直接限制欧洲未来战略空间，使其对于北约依赖不断加深。在这背后，是美国在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对“大欧洲”的全方位战略塑造，这个塑造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欧洲大而虚弱。
其次，欧盟自身战略因素。欧洲经济的强势复苏让欧洲在初步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逐步稳固，此外彼时的欧共体不断确立“先经济一体、再政治一体”的发展原则，这促使欧盟明确了“夯实全球贸易体系，发展多边主义，通过经济获得政治话语权”的战略。要想推进这一战略，就需要欧盟主导推动建立起一套成熟的世界贸易体系，进而树立贸易多边主义原则。与此同时，欧盟在与第三国进行经济商贸谈判的时候，将自身内部治理的经验和价值观作为约束条件输出到海外，并且监督执行，然而却也在不自觉中形成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欧盟期盼的由经济向政治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在经济发展良好的70年代畅行无阻，然而当欧盟经济停滞甚至褪色的时候，这种制约性（conditionality）只会成为阻碍谈判的绊脚石，这个成本对于扩大欧盟的影响力并无价值。
最后，欧盟错失改革的时间窗口。反观过去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朝气蓬勃大发展，欧洲持续衰落的过程。欧盟国家不是没有改革的机会，只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未能把握，或者说执政者不敢去把握。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为数不多有所建树的总统，他在2003年上任之后便大胆推动了“哈尔茨四”改革方案，大力降低企业负担。因为施罗德很早就意识到德国如若不忍痛改革，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懒人天堂”。为了消除依赖国家救助的“懒人”，他大举削减对于失业人群和年轻人的救济，促进再就业，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换来了德国时至今日的繁荣经济。然而，这场改革的后果便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提前终结以及他所在的社民党维护“平民”利益的政党形象的彻底毁灭，可见，当今欧洲的政治生态中改革者是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边缘人。对比其他欧洲各国传统政治党派在类似挑战的处理上就会发现，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处理方法都在不断拖延，只在传统的富人税、遗产税等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政治家愿意触及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本顽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重创，此后希、葡、西、爱等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相继爆发，欧洲经济元气大伤。但是哪怕在当时的危机时刻，也可以是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进行釜底抽薪式改革的良机，却由于多重体制和社会问题未能成形，这其中包括：其一，欧盟主流政治决策层因为坚持“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不愿意直面危机背后的问题核心，即欧盟的经济政策中合理的宏观调控的缺失和有效监控问题；其二，社会形态固化，原本旨在维护工人和员工利益的工会等组织成为了改革无法逾越的障碍；其三，老龄化社会“求稳心切”，导致改革动力和支持低下，而政治决策层为了确保其政党在下次选举中的表现，不得不迎合大票仓，特别是已退休和即将退休阶层的利益需求。直白的说，目前的欧盟政治是被欧洲老龄化的“老人”思维绑架的，年轻政治家并没有话语权做长远发展布局。
多重因素的累加导致欧盟于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渐边缘化，于内滋生了保护主义、现实主义的抬头，同时促进了极端政治势力的迅速发展。三个要素共同推动把贸易逆差增大、社会生产效率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社会问题统统算在“全球化”头上，其中对于进入欧洲的中国全球化公司更是渐渐增多了抱怨。传统政治体系倡导的种种改革方案的不断失败和日渐衰败的经济环境使得“反全球化”言论甚嚣尘上，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以至于当下舆论的认知就是：因为缺少公平的全球竞争和公正的监管，欧洲人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全球化公司也并没有对于如何推动欧洲进步，如何充分本地化给出更好的公开答案。
欧洲用了三十年完成了经济复苏，开始了贸易全球化的“组局”；三十年完成了政治势力的强势扩张，希望夯实自己全球的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眼前，却因错失了改革良机，不到二十年就成了全球化“局外人”。
转向：欧盟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
不同于美国一直都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欧盟和各国在对华关系政策上始终是较为缓和的态度，他们一直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拥有广泛参与的公正性，但在2018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欧盟出现了政策转向，我们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对外调整源自内政失败。欧盟作为国际组织的局限性和它发展的根本原则就决定了它只会是一个经济强手，而不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战略玩家。欧盟希望透过经济获得政治话语权的渠道过分单一，这一模型也很容易受到后来者的挑战。目前的多层级多角色决策机制导致整体欧盟缺少长远的战略发展视角。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欧洲之间往往会在利益侧重点上产生巨大分歧，往往会导致相互之间意见相左，统一战线困难的局面。因而在需要集体决策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为了确保自身利益舍弃对于整个欧洲的考虑。比如，由于联盟缺少军事硬实力保护导致中东欧国家缺乏必要的安全感，为了确保北约对其的军事保护，反对建立欧洲统一军队的构想。再比如，对于欧盟南部地中海国家最关注的是如何管理海上难民问题，而北方国家则更关注如何将这些人口安置在非本国境内。欧盟内部缺乏统一的声音和诉求导致始终无法建立统一的对外政策与战略。欧盟的无力感和法德日益增加的危机感促使了欧盟这次转向的开始。
其次，欧洲对华态度趋紧的重要原因是始终没有走出笔者认为的“芝诺悖论”逻辑误判。希腊哲学家芝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擅长跑步的阿克琉斯和乌龟竞赛的话，并且让乌龟先跑出100米的话，他在后面追，那么他永远不可能追上乌龟。因为在竞赛中，阿克琉斯必须先到乌龟的出发点，这中间无论又往前爬了一段距离，当阿克琉斯追到下一个乌龟先前的出发点的时候，乌龟又已经向前爬了一段距离。周而复始，乌龟永远领先阿克琉斯一段距离，因而阿克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欧洲此前在对于中国的判断始终基于两个错误假设：第一条就是，普遍认为以中国当时发展初期情况，可能会有跑得快一段时间，但是不会长期跑得快，而且始终会落后于西方。第二条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逐步走上代议制民主制度，届时中国会越来越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社会类似的问题也会相继出现，从而会限制发展速度。这两点引导出的结论便是：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跻身为世界强国，必然会在欧美的引导之下走上了一条西方所倡导的“先市场经济发展，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普世发展”之路。如今，欧盟发觉最终中国会根据自身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便是一改往日平和，开始不断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
最后，欧洲缺乏对于中国的系统性认知和全方位洞察，简单说就是并不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企业，一定程度上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发展。这是欧盟失去国际地位的因，也是欧盟作为非战略性大国定位的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欧盟整体对于中国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不够，缺少对于中国发展动力和发展逻辑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欧盟仍然将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归结为简单的“高补贴”和“高垄断”；二是，对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让其更关注价值主张在社会中的反映，而忽略了这背后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欧洲对于流程“正义”与“合法性”的追求导致忽略了“结果导向”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无法在“公平、公正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贸易模式之间做取舍，选择了一条在现实贸易中不存在的理想主义——公平公正的自由贸易。
我们追溯来看，2016年至今不到三年的时间，欧盟对华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时间内全球局势也伴随着中国崛起发生了微妙的调整。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配合谈判将贸易的轴心由多边主义向以美国为主的双边主义拉近，这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同时也让欧盟感受到其战略空间可能会被缩小到以跨大西洋关系为核心的威胁。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让欧盟深感不安，担心在未来这种模式的输出可能会取代欧盟向外输出发展模式。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远超欧洲的预期，欧洲担心经济行为背后可能暗藏的政治意图。为了防止这一切假设成真，欧盟采取了同对待转基因食品相同的预防原则（principe de précaution）。只不过这一次预防原则的采纳动摇的不只是大家对于某一科学领域的信心，而是欧盟的价值根基。
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欧盟政策，欧洲开始了新逻辑思考。全球化贸易体系是不健全的，全球化竞争是不公平的，直接导致了欧洲传统工业受到了重创，欧洲经济的持续萎靡不振。欧洲需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放弃传统的开放政策，转而效仿美国，实行必要的保护措施。根据目前欧盟及核心国家的态势来看，目前并不是欧盟最强势的时候，笔者判断这个节点将会清晰的出现在2019年下半年，其对应的针对性政策措施将于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底集中出台，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要做好在未来3年内应对欧洲强势政策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这次转向无论对于欧盟自身，还是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球经济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影响：欧盟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欧盟的单一市场政策仍然秉承的是无差别对待的原则，只要是在欧盟市场上运营的企业需要遵守同样的法规，也会受到相同的监管，这一现状恐会在不久之后逐渐终结。具体的表现会是欧盟和欧洲各国会重新定义对于国家具备“战略意义”的核心领域，在定义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对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考量。包括支持欧洲核心产业和公司。欧洲和本国仍然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比如欧洲空客、德国汽车工业、精密仪器制造业；也包括欧洲和本国近些年来严重受到外来企业冲击的产业和企业，比如西门子和阿尔斯通；以及对于中国核心发展产业和技术进行针对性限制，比如《中国制造2025》中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以及发展这些领域所需要的必备技术支持。
对于这些需要“重点盯梢”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干预：比较直接的方式可能是设立类似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欧盟及各国投资审查系统，重点监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由于此前欧委会提案的投资审查机制没有在欧盟理事会通过，目前审查主要还是依靠国家为主。但如果欧盟理事会改变其在此问题上的投票机制，由目前的一致表决制（unanimity）改为有限多数表决制(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则会产生覆盖更广的监管机制，届时无论是在欧盟内哪一个国家投资，都可能需要申报，这中间自然增加了很多企业不可控的因素，中国企业想通过欧洲并购将更加困难；其他相对直接的方式会表现在加强对于企业的合规性检查：一方面会体现在企业的商业运营层面，商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市场规则、税务是否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会体现在对于雇佣关系、劳工权益保护等。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周掌柜咨询团队判断这些新政策会为他们落实全球化战略提出来自三方面的新挑战：
从政策适应性上看，虽然欧盟政策转向会给企业运营和决策带来压力，如何合理解读新常态，避免过激应对，这是对于中国企业提出的第一大挑战。欧盟的法律制定一般都是一个长周期并且相对透明的过程。根据我们团队的经验，如果想要透彻理解相关政策，需要长期跟踪政策制定过程，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了解不同利益攸关方视角，才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避免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情况。
从舆论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将要面对的舆论审视压力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一直以来欧洲媒体对于中国企业的报道内容相对单一，欧洲大众对于中国企业的运营方式和背后的商业哲学的认识都相对局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很容易对中国企业产生了很强的先入为主的评判：比如认为大部分企业会有强技术转让、不回馈当地社会、不尊重劳工权益等问题。这种舆论导向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很可能会在不同的政治层面被“问题化”、进而“扩大化”、最后再被“解决掉”。这就要求企业从开始深入了解欧洲的舆论生态体系，做到未雨绸缪，避免最终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从对欧洲社会和自身角色的认知角度来说，这背后的挑战也将是前所未有。企业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定位不该也不会是相同的。企业对于“自我”的认知不该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对于外部环境、自身与系统内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大环境有着深刻的认知。例如，企业关心的决策机制，欧洲的决策机制形态并非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者是自下而上，而是一种平面化为结构主体的多点联动决策机制。整个机制决策的准则不是让“大多数人满意”，而是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过度侵犯”，这就需要所有相关涉及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的参与。整个决策过程以不断内外沟通和协商为主的过程，占到时间的九成以上，为此需要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的深度参与。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机关更多扮演着对外沟通决策进展和结果的角色，并非主导作用；这三点决定了企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上要有新的多维构想，丰富对自身角色的定义。
欧洲作为全球市场的高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必经之地，欧盟的政策转向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发展进程，如何变被动为主动，需要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商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更本质的是背后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
作者系周掌柜咨询欧洲合伙人，全球化及公共事务顾问，曾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提供中欧政策咨询
（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