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O记探长和他的无间道风云
初做刑侦探员的时候，林建强在尖沙咀分区工作，这里毗邻维多利亚港，是黑社会势力聚集的「油水区」，他很兴奋，可以在混乱的环境大干一场。他也在这里从一个刑侦新人逐渐成为正式的探员。他如今仍喜欢在尖沙咀闲逛，观察来往的行人，看他们的衣着和表情，判断他们性格如何，是否可疑，退役多年也没有摆脱这个习惯。
白天，维港附近的街道挤满来香港采购的游客，夜里挂满了不同颜色的霓虹灯牌，这幅属于香港的图景几乎从未改变。只是曾经聚集在这里的黑帮势力不再是当年喊打喊杀的古惑仔，有的帮派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土崩瓦解，他们转入地下，用更精明的方式躲避警察的视线。林建强说，现在想在O记干活，还得是个互联网专家。
属于香港的警匪故事仍然在上演。
文 | 涂雨清
编辑 | 刘斌
摄影｜尹夕远
卧底
64岁的林建强了解香港大部分的黑帮据点，譬如旺角印有帮会标志的小巴，藏在楼宇之中的夜总会生意，或者是附近「一楼一凤」住着的旧式大厦——乘坐1平方米左右的狭窄电梯上楼，每一间单位的门外都挂着五彩的霓虹灯，大厦里的每个单位通常被隔成8个房间，住着不同的性工作者。
就像是已经将旅游景点走过无数遍的导游，林建强对这样的地方轻车熟路，甚至能在街道的某一处找到最好的观察角度。他走路的步子很快，语速也一样，说话带着些混迹街头的痞气，让人觉得那一头白发是故意染上去的，像电影里的黑道人物。
如果你是一位港剧迷，一定能很快明白O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香港警务署最高层次的刑侦部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Organised Crime and Triad Bureau），香港人称呼它为O记，专门打击极为复杂和严重的刑事案件。这个部门诞生在香港黑社会最为猖獗的80年代，和黑社会打交道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你时常可以在港剧里看到这样的画面，O记警员去扫荡黑帮据点，行动开始前，他们藏匿在密封的货车上等待指令。
林建强入职O记时正值香港回归，香港警队由英治时期的「皇家香港警察队」正式改为「香港警察队」，他以O记探长的身份见证了香港的转折时代。
O记从不缺世纪大案。林建强进入O记的第一单case就是「长胜号特大海盗杀人案」，也被称为新中国最大的海上抢劫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集体在南海遇害，货轮神秘失踪。
当年接下的另一单案子则是曾经绑架李泽钜的悍匪张子强犯下的，当时张子强正偷运800公斤炸药入港，预备炸掉香港赤柱监狱，救下兄弟叶继欢，被警方发现后，张子强潜逃回内地，最终在内地被逮捕，处以死刑。
坊间流传着太多和O记有关的故事，他们进入黑帮内部，潜伏多年，一举剿灭黑帮势力的警匪传说深入人心，但林建强说，「卧底的确是常事，但情节没那么曲折。」
他曾经卧底当一位黑帮大哥，扮演的黑帮角色是自己写的脚本，平日里要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名表和金戒指，最要紧的是说黑话——
那时，目标人物正打算找「九四友」 (黑话：四个人) 一起打劫，林建强由一名线人充当「老棚」(朋友)，介绍后认识了目标人物，对方声称有「狗仔」(手枪)，要合作去找「老衬」(被劫的对象)，向他下手「老笠」(行劫)。于是一伙人去下手的地点预先「踩线」(勘察环境)，并找一些「醒扒」(机灵)的、「够姜」(有胆量)的同党。
每天晚上，林建强都要回想一遍作为黑帮大哥的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并且谨记身份背景。但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碰见熟人。香港地方小，人又密集，生怕有人在街上看见自己，问候一句「最近在哪里当差啊」，「虽然不至于被暗杀，但整个行动就前功尽弃了」。
界限
O记探员属于便衣，他们平常无需穿制服去街头巡逻，比起等待事发后去往现场办案，更重要的是掌握情报。如果在一家茶餐厅遇见林志强，他很可能就在和身边的人说着正常人完全听不明白的江湖话，这是和黑道交流的暗语，与线人沟通时也要用到这个技能。
林建强经常约线人喝早茶，了解各个帮会的运转有什么新的动向，线人们会为了报仇或者让自己减刑而向警方爆料。但讲义气是黑社会的生存法则，线人们向警方走漏消息也会感到不安，林建强要时常用一些利诱，或者在言语上进行安抚，「让他觉得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做得久了，有的线人甚至会把自己当作警察」。
这些线人是O记探员办案的触角，他们深入黑社会各帮派的内部，林建强依靠他们侦破了职业生涯中的许多案件。警方和线人的关系很微妙，既要拉拢对方，也要划清界限。林建强时刻提醒自己要黑白分明，「兵就是兵，贼就是贼，不可能是真正的朋友。」
林建强的一位下属就没能分清。他在卧底期间，原本已搜集齐一个黑社会团伙犯案的证据，却在动手抓人的前一夜动摇了，他去问林建强，「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一天抓他，那天是他的生日，我觉得他好惨。」林建强狠狠批评了他，「做卧底就应该把私人感情放在一边，抓他是你做警察第一位的任务。」
界限在林建强从警之初就有了。他在廉政公署成立时入行，那时警界贪污成风，不少警察与黑社会势力勾结，港英政府正掀起一场反贪风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心投考，想要在治安环境最复杂的时期当个合格的警察。
林建强第一次看见尸体是21岁，一位独居老人在居住的劏房中自缢，几天后被儿子发现报了警，他将老人从绳索上解下，送去公众殓房。那天回家后，林建强把衣服反复洗了很多次，用很长时间洗澡，「死人的身上有一股味道，不管洗多少次，这股味道始终都在。」
办案过程中，林建强努力表现得镇定和专业。他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式，每天穿上警服，带上警帽是一种仪式，不可以在办案时感到害怕，不可以和卧底帮派的人建立私人感情，不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他将害怕、犹疑、孤单的情感形容为「弱者行为」，在他看来，警察是不能露怯的。
他始终记得小时候和同伴们玩「点指兵兵」的游戏，「点指兵兵、点着谁人做大兵？点指贼贼、点着谁人做大贼？」一般人都喜欢做「大贼」，到处躲藏，享受逃避「大兵」追捕的乐趣，但林建强只喜欢当「大兵」，费尽心思把「大贼」抓到的喜悦是无法替代的。
心理战
在成为O记探长前，林建强在西九龙总区重案组工作了6年，在那里积攒了成熟的刑侦技巧。
1992年5月1日深夜，19岁的前伴唱女郎陈婉华在劏房内被奸杀，颈部几乎被人斩断，伤口长达15公分，女孩死时，手中夹着一张名片。由于尸体放置的时间长，被发现时身体已经腐烂，屋内散发着酸臭味，无法通过采取体内DNA的方式来寻找凶手。
林建强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他找到最后接触过陈婉华的伴唱姐妹，得知案发前有一帮清洁公司的伙计和她们一起出来玩，并一同送死者回家。清洁公司的员工随即成为林建强的怀疑对象，他还发现当晚有人提出过单独送死者回家。
为了找到这个疑犯，林建强一连三天把清洁公司的这班伙计叫来警局，挨个询问，其中一个19岁的工人卢景耀总是迟到。林建强有意安排每个人抽血化验，声称可以通过化验得知谁是凶手（实际上这个可能性已被排除），「结果（卢景耀）吓得脸色都青了」。
林建强于是将他单独审讯，「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很担心。」卢景耀小声说，「阿sir，我没担心。」林建强故意把声音提高了一倍，「你没担心？你看下你自己有多担心。」
林建强知道，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起诉他的唯一方式是让他自首，心理战变得很关键。他于是又说，「你讲出来啦，舒服点。」「你知道我是探长，你想不想我帮你啊？」
几个回合下来，卢景耀快要支撑不住了。
林建强说，「我知道你是杀人之后摆了那张名片上去，她死前受过虐待，不会抓得这么平整，我还查到你和这班同事是不合的，借了人家钱不还，但是案发后，你马上就还了钱，你不止杀人，还拿了死者的钱。我还知道你们去唱歌的那个晚上，你提出过单独送死者回家，是不是？」
这些故事都是林建强的推测，却压垮了卢景耀最后的心理防线，「阿sir，原来你已经知道这么多。」于是，他将如何强奸与杀人的过程和盘托出，如何对死者起了歹意，如何拿到凶器，细节处都说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告诉林建强，「说出来真的舒服了。」
林建强非常享受和犯人斗智斗勇的过程，案情越复杂，他越兴奋，「其实是很矛盾的心情，我们希望社会安定些，但又希望能侦破最难的那一类案子。」这是林建强来到O记最大的动力，他能在这里见识最复杂和精密的案件。
但并非所有工作都像审讯一样使人兴奋。收集情报、核实情报、搜集证据，准备起诉都是需要大量准备工作，「证据很重要，一定要毫无漏洞。」 警务署往往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顺利将疑犯定罪。在过往一些争议案件中，也曾多次判港府输，悍匪张子强就曾被香港警方拘捕，却因证据不足而释放。
退役之后
春节过后的一天，在位于油麻地西洋菜街的香港警察体育游乐会，林建强向《人物》记者讲述任职期间发生过的数桩离奇命案。
这是一栋港英时期兴建的米黄色建筑，退役的警察和家属可以在这里聚餐和休闲。香港的冬天总是晴朗，从窗外看过去，几个长者正在攀岩区锻炼，不远处的浅灰色建筑是旺角警署，也是同时期的历史建筑，至今都在使用，林建强说起那些案件的来龙去脉，好像就发生在隔壁街区、发生在昨日一样清晰。
2001年发生的「魔警徐步高杀警夺枪案」以及同一人在当年犯下的「银行劫杀案」是最历久弥新的记忆。为了破案，在侦查的5年时间里，林建强常去往那个令他泛起「哀伤」的公屋走廊。梁成恩警员在这里被近距离射击5枪后死亡，看着墙上的黑色血迹，林建强不停地在脑海中重建案发现场，试图找到自己或许遗漏了的关键案情。
也有「好笑」的记忆。有一回，警局突然接街坊的报警电话，称整条街都很臭，他们发现源头是天台荒废的水塔，里面有一堆腐烂的尸骨，起初林建强以为是动物的尸体，找来食环署的人收拾，结果发现是人的尸骨，被食环署笑话，「有没有搞错啊」。
另一单黑帮命案则涉及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星梅艳芳，她曾在一间豪华卡拉OK被黑社会「湖南帮」的人掌掴，引发帮派冲突。「湖南帮」的人被「新义安派」的人砍伤入院治疗，又被人潜入病房开枪杀死。林建强说，当时不仅要追查案件的凶手，还要派人贴身保护梅艳芳的安全。
再往前追溯一些，林建强曾经在香港历史上著名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清拆前进寨办案，解救一名被黑帮囚禁的受害者。林建强在多条曲折的小路中前进，灯光忽明忽暗，污水时不时滴下来，散发着臭味，他所在的行动组踩着臭水，在违规的建筑中穿过，楼梯是「蜘蛛网的布局」，为了通过隔壁的梯级，还要弯腰入洞，虫蚁和老鼠就在身边。
香港密集的住宅区。 图/视觉中国
这些记忆就如同香港90年代令人咋舌的历史一样，动荡而又精彩。历史俱往矣，警察故事于林建强也已是多少年前的过去了。
他在2010年正式从警队退役。那段时间，他总是半夜惊醒，摸一圈自己的腰间，「我的枪呢？」下一秒就清醒过来，「噢，我已经退下来了。」习惯了24小时配枪，半夜被电话叫醒的日子，突然没了安全感。
但林建强是闲不下来的人，他给自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退役生活，现在的他是警察历史收藏协会的会长，热衷于收藏与警察历史有关的物件，最出名的藏品是朱德在1922年任云南警察厅厅长时签发的一张委任状，一有空林建强就会拿出来看看。
他曾在警局刊物的访问中说，收藏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找到一件稀罕的文物，而是翻查这些文物资料与背景的过程。为了考查朱德签发的委任状是否是真品，林建强会仔细查验头衔与年份是否相符合，还要研究这份委任状的纸质和颜色，「我最开心的就是找资料的过程，有如查案一样，透过各种蛛丝马迹，找出事实的真相。当我找到该件文物的资料时，那种喜悦真是难以形容。」
他还利用做刑侦工作时积累下的情报，走访不同地区的帮会，撰写有关黑社会文化的书籍。
「有一次去巴西的时候还遇到了枪战，」说起这次经历，他的脸上一点都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讲述这些危险的故事时，他的语气里都是满足，甚至是骄傲的。
他主动展示起自己的日程表，里面仔细写满了每一日的安排，常常还要工作到深夜。和许多香港人一样，林建强不愿意过清闲自在的退役生活，他多次纠正《人物》记者，「一定要说退役，我没有退休。」
初做刑侦探员的时候，林建强在尖沙咀分区工作，这里毗邻维多利亚港，是黑社会势力聚集的「油水区」，他很兴奋，可以在混乱的环境大干一场。他也在这里从一个刑侦新人逐渐成为正式的探员。他如今仍喜欢在尖沙咀闲逛，观察来往的行人，看他们的衣着和表情，判断他们性格如何，是否可疑，退役多年也没有摆脱这个习惯。
白天，维港附近的街道挤满来香港采购的游客，夜里挂满了不同颜色的霓虹灯牌，这幅属于香港的图景几乎从未改变。只是曾经聚集在这里的黑帮势力不再是当年喊打喊杀的古惑仔，有的帮派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土崩瓦解，他们转入地下，用更精明的方式躲避警察的视线。林建强说，现在想在O记干活，还得是个互联网专家。
属于香港的警匪故事仍然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