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辨析信息化作战指挥
当前，世界军事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作战指挥领域已发生深刻变革。对作战指挥理论认识和实践中遇到的许多矛盾现象，需要人们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作战指挥诸要素的内外联系进行辩证思考，揭示信息化作战指挥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探索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指挥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不断提高指挥效益。
（一）
作战指挥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它的主要特性和发展趋势是由这个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的。信息社会之前，作战指挥主导要素不管其外在形态如何演变，都属于物质、能量主导型。正如拿破仑所言：“用总量乘以速度即可估算出一支军队的力量，就像计算机械运动的总量那样。”机械化时期可谓是物质、能量主导型的最高形态。指挥力的发挥，主要是围绕物质与能量的投送展开。指挥装甲集群的闪电突击、大机群的战略轰炸等，无一不是把具有杀伤性的物质与能量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尽可能猛烈地投向敌方，但指挥效益不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作战指挥主导要素的转化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伴随作战指挥自动化器材为主要工具的信息化要素，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正迅速从一种分散性、局部性和辅助性的要素转化为统领物质与能量的主导要素，这必将推动作战指挥迈向信息化时代。这种背景下，指挥控制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作战系统的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指挥效能，促使指挥力出现质的飞跃。
信息转化为作战指挥的主导要素后，将成为引领指挥活动的主线和灵魂，谁夺取了战场指挥信息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战场指挥的控制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要素的主导作用，并未使物质与能量要素退出作战指挥领域，它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信息的主导作用，是在物质与能量基础上的主导作用，离开了物质与能量要素，信息要素的主导作用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比如，指挥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就是建立在传统指挥控制系统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改造，依托信息的链接功能，使物质与能量资源在信息的调度下更灵活、更协调、更自如地配置与流动；指挥信息系统可以从众多的武器平台、传感平台和指挥控制平台中汲取信息，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达成自主协同作战。因此，信息要素的发挥，离不开以物质与能量为基础的机械化平台，只有与之相融并进，才能发挥信息的“倍增器”作用。因此，在未来作战指挥活动中，既要拥有全时域、全维度的信息主导，发挥各种高性能武器装备和智能软件系统的效能，又要充分发挥好物质与能量的支持作用，确保信息主导有“体”可依。
（二）
事物只有经过量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产生质变。作战指挥的跨越式发展，就是通过量的积累达到某种程度而发生质变的结果。这种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不是旧的主导要素的积累，而是新的主导要素的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的质变。
作战指挥的跨越式发展，是以发达国家的军事指挥技术与理论为参照系，在发展过程中跨过某些环节和过程，实现与先进技术和理论的同频共振。我军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形成了当前包括作战指挥基础理论、作战指挥应用理论、作战指挥技术理论、作战指挥史学理论等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较好地指导了作战指挥实践。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我军作战指挥的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形态将是信息化战争，并向智能化战争演进。目前，我军总体上还处于机械化阶段，信息化要素尚不齐备，又面临智能化战争的严峻挑战，这就是我军作战指挥实施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我军的跨越不能离开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必须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寻求质的变化。因此，作战指挥在渐进式发展的基础上谋求跨越式发展，是我军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未来作战指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源于丰富的作战指挥实践，也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只有从跨越式发展的指挥实践背景和理论依据出发，正确把握我军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方向，科学谋划我军作战指挥理论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和措施，才能确保我军作战指挥的科学发展。一方面，要以信息化为主导，实现作战指挥发展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由工业化迈向信息化，作战指挥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转型。从我军现状来看，打赢信息化战争与作战指挥信息化程度较低的矛盾，已成为我军作战指挥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紧紧抓住信息化这一主要矛盾，坚持以信息化为主导，客观上必将促进我军作战指挥由机械化转向信息化。
另一方面，要以机械化为基础，实现作战指挥发展走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发展的道路。用辩证的眼光审视信息化与智能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信息化与智能化并非两个孤立的、互不关联的事物，也不是两个独立、并行不悖的发展阶段。智能化并不需要建立在走完信息化发展全程的基础上。实践表明，当今世界军事强国在努力建设信息化军队同时，也在努力加强智能化建设，走的就是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当这种复合达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其指挥方式、指挥手段等必将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作战指挥形态向更高级阶段转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有可能在现有阶段，通过信息化主导，使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发展，实现作战指挥发展向智能化的跨越。
（三）
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决定的。指挥观念体现着指挥人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遵循内因决定外因这一基本规律。观念的更新既是社会变革行为产生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更是最困难的一步。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可见，更新作战指挥观念的关键在于驱除旧观念的束缚。
恩格斯曾说过：“当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这里的“更新更勇敢的头脑”，讲的就是变革的意识和勇气。历史表明，一种思想的解放，一种观念的更新，往往会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把人们引进一个全新的境界。面对信息时代，实现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把握未来作战指挥的本质特点、内在规律等基本问题是关键。因为，作战指挥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任意的或无目的的盲动行为，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强烈表现主观意志的一种改造客观军事世界的活动，自始至终受到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军事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依据这种认识去行动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反之，就可能误入歧途。
从哲学层面上来分析，不难发现，在作战指挥观念更新的过程中，革新军事思维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要克服守旧的思维习惯，提倡开放的、创新的军事思维方式。优良的传统固然要继承，但要随着作战指挥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扬弃，并根据信息化作战指挥的高度活跃性、不确定性的特点有所前进。否则，即使再好的经验亦可能成为未来作战指挥变革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要摒弃片面的、绝对的思想倾向，提倡全面的、辩证的军事思维方式。凡事均应“杂于利害”，看到正反两个方面，不能说新作战指挥观念好，就认为它没有一点缺陷，也不能因为新作战指挥观念得不到人们肯定，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弄清问题的性质，如果是属于方向正确但具体观点不恰当时，一定要避免因个别观点不当而全盘否定正确方向的做法。
此外，要废除静止的、停滞的思想观念，提倡动态的、发展的军事思维方式。作战指挥发展史表明，“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关系也会随着改变。”因此，作战指挥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一旦出现新技术所能引发作战指挥形态变化，就有可能带来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必须随时以新的姿态来正视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
（四）
事物发展是新质对旧质的否定，不断的否定使得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否定不是对旧质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即在旧质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作战指挥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变更和战争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毛奇所说：“不能忽视以往战争的经验，但必须牢记，它不能成为当今时代的规范。这些战争距今已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在此期间，无论是政治状况，还是战略形势都起了变化。因此，要想获得预想的结果，唯一的办法是要力求预见到未来事态的发展和深入研究当代的形势。”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这就要求我们要从新的高度认识和研究作战指挥理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
信息化作战指挥终究是以往作战指挥的延续，无论自觉不自觉，也不管有没有这个意识，一些传统的指挥认识和思想，都会不同程度地镶嵌在指挥员的头脑里。但历史告诉我们，以往的经验不能充当研究作战指挥的出发点，它们都带着经验者的认识能力和客观条件两方面的局限，不具备作为研究作战指挥出发点的属性。战争史上，许多将领正是由于迷信经验而造成指挥失误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总司令魏刚，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样式指挥作战，使法国仅一个多月就败于对手。因此，指挥员在未来的作战中，要突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对传统和习惯不断进行反思，既不能为了继承传统经验而无视作战指挥领域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不能为了强调创新而完全否定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起较大作用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努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对作战指挥理论的思考与探索，说到底是解决指挥人员的主观指导如何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矛盾。衡量一支军队指挥人员素质水平高低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指挥人员的思想理论认识是否与作战指挥所面临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即作战指挥人员能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得出符合战争实际的结论。人类战争史表明，作战指挥从来就是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滞在一个水平上。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军事领域全面变革的当今，愈用发展的眼光创新作战指挥理论，就愈能透视未来，也愈有利于解决好现实矛盾，这也正好体现了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上的唯物辩证法，体现了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上的与时俱进。
